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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书,集中展现了礼仪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操作性,它既阐述了礼乐活动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又通过具体仪节的记载为后人提供礼仪活动的参照范本。
对《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仪规范予以分析,大致可以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生活文明的精神有所领会。
《礼记》与“生活政治”《礼记》通过规范礼乐活动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常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由此可以明确与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
这些差异有的是由于自然因素带来的,如年龄、性别、血缘等;有的则是由社会因素带来的,如身份(君臣、师生、父子、夫妇、嫡庶等)、等级、官职等。
不管何种因素所带来的差异,礼乐制度都是表征这种差异的主要手段,也是固化差异的主要途径。
随着礼乐表征的差异而来的是权力以及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由形式上的差异带来了实质上的差异。
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意味着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得礼乐制度具有了政治意义。
《礼记》以及其他礼书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差异,最终体现的是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实质差异,这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范式参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记》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学范式。
所谓“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
“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指的是将政治价值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指的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
“生活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广为接受,成为促成社会凝聚的途径;“生活政治”的消极意义是使得日常生活被“泛政治化”,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公私不分,使得社会逐渐失去自由和生动。
汉语里所指的“生活政治”特别体现在传统的礼乐文明中,礼乐制度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礼仪规范起来,在衣食住行中反映儒家主导的政治价值观念。
礼仪制度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差异的认同。
“生活政治”的自然天道基础在《礼记》中,“生活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是自然天道。
自然世界的变化具有客观必然性,而礼乐文明是人的创造物,由人的意志决定。
儒家为了保证礼乐制度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为了礼乐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向天道自然的寻求中获得了答案。
《礼记》认为,礼乐制度是效仿自然天道而设计的,也顺应了自然世界的客观必然性,由此,礼乐制度既顺应了天道而具有合法性,同时又因为是天道的人间体现而具有了必然性。
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客观的依据,礼乐制度反映天道在人间的具体表现。
由此,儒家为礼乐及其相关的政治活动寻找到了自然天道的基石,礼乐及其所保证的等级秩序、利益分配以及活动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必然性。
自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根基,日常生活须臾离不开自然的恩赐,也跳不出自然秩序的限定。
与此类比,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反映政治价值观念的礼乐制度,从而要接受礼乐及其所反映政治和伦理秩序的约束与规范。
在《礼记》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从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寻找到依据,进而得到合理解释;同时,人类生活秩序又因为源于至高无上的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而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
通过贯通自然、生活与政治,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活动实现了统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类活动中,也应该考虑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实现人类行为与天地万物的合拍、同节。
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制度,其根源是自然天道,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了宇宙论的依据,也展现了礼乐之所以获得权威和广泛认同的原因所在。
人们崇尚天道,服从于自然秩序,因而也乐意接受“生活政治”的安排,并不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强化“生活政治”的色彩,以此来表达对具有神秘和主宰意义的自然天道的崇敬。
礼仪规范与日常生活在“生活政治”视域下,礼仪制度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全面落实在政治人物以及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实现人们所期望的良好国家治理与有序社会生活。
在《礼记》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实在日常生活规范之中,无论是庶民还是政治人物,在衣食住行上的日常生活规范,都体现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尊卑差异。
衣冠是人类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儒家礼乐传统中,衣冠制度往往还具有政治意义。
在《礼记》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为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区分等级、官阶、身份等,往往承载和传递着内在的丰富政治价值与政治信息。
由于其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衣冠还成为了表达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工具,人们通过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种衣冠样式、佩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须要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知礼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为政治事务,从生活文明转移到政治文明。
饮食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也能体现和反映社会政治情况。
在《礼记》所记载的饮食之道里,“吃还是不吃”“给谁吃”“吃什么”“怎么吃”等日常问题,关涉了政治认同、身份等级、权力秩序以及社会公共交往活动等政治问题。
由此,在一定意义上饮食成为政治事务,成为权力、秩序的展示场,尤其成为等级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标示物。
《礼记》里所体现的饮食之道,正是通过围绕饮食问题的礼仪制度性安排,将人们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级等一系列社会等级“框架”里。
这种“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从生存欲望的满足以及饮食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饮食之道,而应该关注到古典饮食之道背后的政治关切。
以《礼记》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所展现的“生活政治”范式,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区分等级、规范行为、维持秩序以及落实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多重作用,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
历史地看,《礼记》中的“生活政治”范式,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对我们理解古典中国及现代中国,以及发掘古典中国日常生活之政治维度,有着一定积极意义。
(作者:朱承,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负责人、上海大学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给我国民族工作和侨界带来巨大鼓舞,也对新时代如何做好世界苗学研究提出新要求。
苗学研究分布广泛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散布于亚洲、美洲、欧洲、澳洲等,但不管身处何方,他们对中国和中华传统文化都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附感。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东南亚各国的苗族分布区刚好处于我国从南部和西南部走向世界的过渡带;分布在欧美和澳洲的苗族,经过多年侨居已基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仍是他们的根。
从世界苗学研究学术史看,可将之分为古代苗学(鸦片战争以前)、近代苗学(1840—1949年)和现当代苗学(1949年以来)三个时期。
鸦片战争以前,苗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东南亚,苗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
该时期传流至今的苗学文献,主要是中国学者及少量东南亚学者的研究成果。
最早涉及苗族及其文化的文献包括《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晋)《华阳国志》《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等。
这些文献属中国传统式的研究,研究初衷主要是服务于朝廷“教化”和“齐政”之需要。
苗学研究遵循的学科体系是中国传统的国学体系,但研究内容实际上已涉及现代意义上的众多学科。
流传至今的苗学文献,对当代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
鸦片战争后国外苗学研究以侵华为初衷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逐渐进入中国与东南亚苗族社区调查,但观察和记录大多停留在表面上,缺乏系统性研究,因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其国家日后的侵略和划分势力范围服务。
《中法新约》签订后,法国正式启动了对整个中印半岛的殖民统治活动,并伺机向中国西南地区扩展其势力范围;英国在控制印度的基础上涉足缅甸,并致力于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与南亚连成一片。
法英学人在此背景下对苗族社区展开调查。
日本学人也开始为其国家侵略中国的需要服务。
日本最早接触苗族文化的是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代表作为《苗族调查报告》(1907)。
辛亥革命后,欧洲各国和日本可自由地展开对东南亚的研究。
但因欧洲各国战后的衰败,学界对苗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沉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出于殖民活动的需要,选派大量学人对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
不过研究较为随机,成果极为零碎,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
可贵的是,他们所做的具体研究工作相对翔实准确,且遵循通行的学科体系。
中国学人苗学研究多为“自我呈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学人对苗学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研究取向集中表现为传统国学与西方学科体系的相互渗透和兼容。
最具代表性的是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这一时期,杨汉先、梁聚五、石启贵等作为苗族最早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开创了苗族学者的“自我呈现”。
此外,张海岩、蔡元培、杨成志、瞿同祖、吴泽霖、陈国均和江应樑等都曾对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研究大多围绕稳定国内政局而展开。
张琨对苗语的研究则达到极高水平。
以上学人成果主要汇编于《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
1949年以后,世界苗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
跨境而居的苗族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前沿:中国苗族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获得新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东南亚的苗族则陷入战火纷飞的困境。
由于老挝、越南战乱,学人难以进入这些国家的苗族社区调研,非殖民地泰国的苗族成为研究热点,成果较多。
越南战争造成大量苗族难民移民欧美国家,引起世界的关注和讨论,世界苗学研究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苗学研究深受苏联学者影响。
改革开放后,西方学者开始进入中国从事研究,日本学者掀起苗学研究热潮。
国外苗学研究成果逐渐被翻译到中国。
西方学人日益退出东南亚苗族及其文化研究,将兴趣转移到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苗族移民散居群体研究,并对苗族在老挝发挥的历史作用作出评价。
因移居美国的苗族人口较多,美国学人对其本土苗族的研究成为主流。
美国苗学研究主题从最初的难民安置、社会适应,逐渐转向教育、社会、医学、认同等跨学科研究。
移居美国并接受美式教育成长的美国苗族知识分子,已成为当前美国苗学研究的主体力量。
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苗族学者有杨道(YANGDao)和李亚(GaryYiaLee),杨道为海外苗族研究首位博士,代表作《转折中的苗族》于1975年出版。
李亚博士是当前海外影响力较大的研究苗学的人类学家。
苗学研究为国家统一服务并逐步走向国际化1949年以后,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主流,苗学研究成为我国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1956—196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调查后,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苗学学者,他们在苗族语言、苗族文字、苗族民间文学等方面有着突出的建树。
改革开放后的苗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以历史学成就最大,伍新福、翁家烈、杨庭硕等是领军人物。
但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还是沿袭中国传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与西方学人的学术对话远远不够。
20世纪90年代,中国苗学研究进入平稳状态,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进入21世纪后,苗族博士不断涌现,他们将苗学研究推向新的台阶,在理论高度上展开对话,使苗学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
不少非苗族学者也投入到苗学研究之中。
这个时期苗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全面铺开,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苗族服饰研究成果数量较多。
另外,杨鵷、石茂明、石朝江、张晓、吴晓萍等学者长期赴海外或在国内进行海外苗学研究,揭开了苗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新篇章。
在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苗学研究走向国际化。
世界苗学文献的生成与流传,是特定国际背景下的产物,主题和内容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代表着研究者国别的利益诉求。
收集整理世界苗学文献,需进一步明辨文献的时空架构,并遵循这样的指针揭示相关文献与所处时空背景的内在关联性,才有可能使尘封的世界苗学文献在当代复苏,并有效服务于营建和平国际环境的中国大政方针的需要。
通过世界苗学研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积极向世界宣传中国苗学研究的最新动向,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苗学研究中的中国”,共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首席专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进入二十一世纪,女性写作不再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局限于女性的、性别的议题,而是面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换句话说,女性写作发生了转型,但转型并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
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证明——女作家们将性别立场带向一向由男作家主导的乡土叙事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起乡土叙事和女性叙事的崭新空间。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迟子建、铁凝等少数几个女作家外,乡村几乎是女性写作的盲点。
这一状况的改变始于世纪之交——女作家们日益介入乡土叙事,作品渐渐漫衍成潮,迄今为止,作品总数不下百部,许多作品颇具影响,如王安忆《富萍》、铁凝《笨花》、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方方《奔跑的火光》、孙惠芬《民工》、葛水平《喊山》、林白《万物花开》、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乔叶《最慢的是活着》、严歌苓《第九个寡妇》、邵丽《明惠的圣诞》、魏微《大老郑的女人》、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叶广岑的生态系列、梁鸿的梁庄系列……显然,女性乡土叙事不仅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的重镇,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成为一股具有崭新特质的创作潮流。
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
这样的差异只有在性别和乡土双重视角的互动中才能把握和理解。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同质性的乡土经验,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种种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色彩,性别身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变量。
“五四”以来主流乡土叙事所传达的乡土经验看似中性,其实是男性的乡土经验;同样,男性农民形象被理所当然看作农民形象的全部,从而忽略了“乡村女性”这个特殊的农民群体之乡土经验、身份内涵的独特性。
而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贡献恰恰在于传达出一脉女性的乡土经验,建构起一片女性的乡土。
尽管这样的女性乡土经验在“五四”以来的乡土叙事传统中其实并不缺乏,但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改写。
从这个角度而言,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以整体性的阵容“浮出乡土地表”,其文学史、文化史意义不容忽视。
进入21世纪以后,乡土文学的概念、边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民工的形象成为最重要的农民形象,与此相对应,“打工妹”形象也成为最重要的乡村女性形象。
因此,对“打工妹”这个群体生存境遇的表述即所谓“打工妹叙事”,就成了女性乡土叙事介入当下乡土中国的一个重要支点。
“打工妹叙事”为我们呈现转型期阶层、性别、城乡之间复杂权力纠葛、从乡村到都市的空间变迁,给乡村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境遇、丰富多样的经验和主体位置,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发迹传奇或沦落故事,也远非解放/禁锢、进步/落后、文明/愚昧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二元对立范畴所能覆盖得了的。
因此,女作家笔下的很多“打工妹”形象都大大僭越了人们关于乡村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文化传统日益成为乡土叙事的重要诉求。
建构女性与本土/乡土/地方文化传统间的关联性,也是这股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重要议题。
王安忆《天香》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
《天香》写的是明代上海顾绣的历史,《天香》中的上海是现代上海的乡土前身,而刺绣又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产物。
“刺绣”原本是集中表达儒家性别制度对女性全面规训的“妇职之技”,却被王安忆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作为顾绣精粹的“绣画”和“绣字”,集中体现女性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独特传承。
它超越了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士大夫笔墨书画传统,不是对后者的仿制或补充,而是提升和再造。
它用蚕丝甚至头发等生命的衍化之物,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针黹,赋予空疏高蹈的书画以坚实的肉身,“绣画”和“绣字”,已然是女性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最形象的隐喻。
正如前文所言,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乡土经验,乡土经验会因为经验主体、表述主体性别身份的介入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同样,也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女性经验,女性经验也会因为民族、地域、阶层等其他差异而呈现出不同色彩。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一方面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主导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从而构成与20世纪乡土文学传统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双向对话。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乡土中国的文化自觉与重建,乡土文学不仅是百年新文学最重要、最成熟的文学类型,也是百年新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文学形态,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依然可能是中国文学重镇的话,那么,女性主义、性别立场向乡土叙事领域的渗透,其意义不容小视。
它意味着女性主义本土化终于落到了实处,标识着新世纪女性叙事和乡土叙事的双重新地标。
(作者:王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世纪初年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负责人、厦门大学教授)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这对学者基于自身兴趣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学术上的认可,可以激励学者自由探索、潜心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2004年开始至2016年底共资助立项2565项。
为考察后期资助项目的实施效果,我们收集并整理了目前已结项的885项成果的出版情况、学术引用、图书评论及获奖情况等相关数据,从多个维度对后期资助项目的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估。
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出版周期逐渐缩短自2004年设立以来,后期资助项目立项课题从2004年的5项逐步增长至年均400项左右,逐步涵盖了国家社科基金26个学科。
从立项学科分布来看,立项超过30个的学科有中国历史(150项)、中国文学(120项)、哲学(98项)、法学(96项)、理论经济学(41项)、语言学(37项)、外国文学(33项)、世界历史(33项)、管理学(32项),这体现了后期资助项目侧重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研究的宗旨。
后期资助项目申请和出版环节,均与相关出版社密切合作,这种方式对相关成果的筛选和出版形成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
由出版社积累和遴选合适选题、严格把握文稿的编审质量、精心编校、推广宣传,这种模式为一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已出版项目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6项)、北京大学出版社(101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2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5项)、人民出版社(79项)、中华书局(57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50项)等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实力较强、知名度较高的出版机构。
在这些出版社的科学管理下,后期资助项目在立项后一年内出版的有170项(占比%),在立项后三年内出版的为733项(占比%)。
已出版成果印刷册数以2500—4000册为主,印刷数超过5000册的共9项。
以上数据体现了后期资助项目对于加快和规范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一方面,出版社的介入为相关成果更好、更快出版提供了专业化的出版服务;另一方面,这些出版社也为相关成果的宣传和发行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支持。
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为了考察后期资助项目已出版成果的学术影响力,我们利用CNKI数据库对相关成果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引用进行了检索与统计(截至2016年底)。
从总体引用情况来看,已出版885部著作中,有学术被引的著作数为649项(占比%),考虑出版发行的时间周期,2015年及以前出版的750部著作中有被引项目数为630项(占比84%)。
从著作出版后的首次被引时间来看,有507部著作在出版后一年内即被国内学者引用。
这些数据表明,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绝大多数成果具有学术前沿性和权威性,因而能够在出版后的较短时间内引起关注。
从被引数量来看,有649部被引著作共被引9771次,平均每部著作被引次。
其中,被引数高于100次的著作共计11部,分别为《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译著)(被引268次)、《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译著)(被引236次)、《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被引191次)、《法学方法论》(被引174次)、《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被引162次)、《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被引124次)、《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被引120次)、《小村故事——地志与消失的村庄》(被引113次)、《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被引105次)、《南画十六观》(被引104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统合法论》(被引103次)。
此外,由汤一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九卷本)共计被引210次。
以上被引数据表明,后期资助项目的设立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精品的不断涌现,这些成果赢得了社科界的认同,展现了后期资助项目对于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持续推动力量。
从引用的类型分布来看,已出版后期资助成果被期刊论文引用4147次,被硕士学位论文引用4108次,被博士学位论文引用1416次,被会议论文引用100次。
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计引用5524次,占总体引用比例%。
学位论文代表了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的分类被引来看,相关成果得到了学术新生力量的认同,这体现了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前沿性。
相关后期资助项目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提供了一批学术精品著作,推动和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推介方式日益多样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社会推广方面,承担课题的学者及出版社采用了书评、发布会、研讨会等多种推介方式,取得较好社会反响。
在已出版成果中,有书评的成果为316部,书评共计609篇。
其中,一些学术精品书评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上,如《人民日报》推介了《老子道德经新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等成果;《光明日报》推介了《公共领域理论与和谐社会构建》《论语还原》等成果。
除书评外,一些项目成果由作者、出版社通过出版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推广,如《中国儒学史》《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江西道教史》《传播学研究的社会心理学传统——兼论中国本土传播心理学理论建设》等项目成果,在首次发行时均举办了学术座谈会或研讨会。
这些多样化的推介方式扩大了相关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也为社会大众了解相关著作提供了窗口。
后期资助项目已出版成果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及相关行业评奖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885部项目成果共计获奖197项次:其中国家级奖项23项次,各部委人文社科奖12项次,各省区市人文社科奖106项次,专业类、区域性等其他社科奖项56项次。
比如,《中国儒学史》2013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法学方法论》《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等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
获得相关奖项体现了学术界对于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的肯定,也激励着项目承担作者和相关出版社在今后的工作中出版更多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学术影响力评估”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课题组成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明代词史约有四派,即明初遗民词派、明前期吴门词派、晚明艳词派和早期柳洲词派。
明代词史的“四派”明初遗民词派,主要成员有谢应芳、倪瓒、梁寅、邵亨贞、邾经、顾阿瑛等人。
按照传统的判断标准,他们入明之后不再出仕,应属元人或元遗民,但入明后依旧健在,甚至比刘基、杨基、高启等明初词人更长寿,而且词作往往可以系年,因仿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之例,作为明初词坛的一个特殊群落。
这些遗民词人多隶籍于江南松江与苏州一带,因为此处为张士诚故地,故入明之后备受压抑。
在入明之后的词作中,有阅历沧桑、忧患飘零的深沉悲慨,有力求超脱、忘情世事的野逸自放,也有刻意显示殷顽姿态的高老生硬,以及历代遗民诗文中常见的荆棘铜驼之伤。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感情基调,使之形成沉郁顿挫、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
吴门词派的主要成员为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以及徐有贞、吴宽、史鉴、杨循吉、陈淳等外围人物。
这实际是一个涵盖文学、艺术等多个分支的区域性文化流派。
论书法则称吴门书派,论绘事则称吴门画派,论文学则称吴门诗派或吴门词派,实际都是以同一个文人群体为基本阵容,不过论绘画会加上仇英、陆治、钱谷,论书法会加上李应祯、王鏊,论诗文则加上蔡羽、王宠而已。
而多种人文艺术的兼擅与互动,既是这一文化流派的最大特色,也是造成某种艺术形式左右逢源、转益多师、互动互渗、出新变化的内在原因。
一方面,如果没有书画艺术的专长,像未入仕途的沈周、唐寅,以及短期出仕又辞官还乡的祝允明、文征明等就不会活得那么潇洒。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诗文词曲方面的文学造诣,他们的书画艺术也不会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而且,集多种人文技艺于一身,也潜在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念与价值取向,使其在出处辞受之际,能表现出更为潇洒的人生姿态与创作风度,因而重塑了一个与往古有别的全新的文人群像。
一代有一代之艳词。
明万历年间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风潮,在文学艺术方面,受艳情小说、戏曲及时调民歌的影响,晚明艳词应运而生。
以年代论则自万历以至清初,以地区看则主要以吴中地区即苏州、常州、湖州、松江、嘉兴、杭州一带词人为主。
此派的兴起以王世贞的词论为理论基础,以杨慎、高濂等人为前驱,以吴鼎芳、顾同应、董斯张、施绍莘、单恂、徐石麒(坦庵)、彭孙贻、沈谦等人为代表性词家。
晚明艳词体现出与宋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
宋代艳词重在情,晚明艳词偏于趣;宋代艳词言情恳挚,深沉婉曲,虽写男女之情,却每可用于人生理想之追求或永恒企慕之境界;明代艳词偏重描绘女性体态,言语间每有傻角小生猎艳之意。
宋代艳词绮艳而偏于感伤,晚明艳词则多科诨喜剧意味。
世俗化、喜剧化、民歌化,或可称为晚明艳词的三大特色,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明体词”的特色内涵。
晚明柳洲词派亦可称前期柳洲词派,在江南地区兼跨明清的诸家词派中,柳洲词派兴起较早,且因为有《柳洲词选》为文献载体,比较容易界定。
根据词人生卒行状及词作系年,在前后期共约200家词人中,属于前期柳洲词派者至少在55家,作为代表人物,王屋、钱继章、吴熙(亮中)、曹堪(尔堪)等“柳洲四子”在崇祯八、九年之间一次性推出个人词集,以及陈龙正所作《四子诗余序》,或可看作前期柳洲词派形成的标志。
前期柳洲词派与云间词派同时而略早,不宜视为云间之附派。
两家差异甚为明显。
就创作主体的人格形象来说,云间词人更多文人气,才子气,风流倜傥,才华艳发,而前期柳洲词派中人则多刚方之士,有儒者气象;以词作题材主题而言,云间多“春令”之作,伤别念远,含情凄楚,柳洲则虽有少量艳词而不主一家,尤多写自然风物;从词作风格来看,云间词类不出乎“绮怨”,柳洲词则以“清越”为主导风格。
在前期柳洲词派的各家作品中,“清”字或可引申细分为清淡、清雅、清疏、清空、清秀、清越,但无不以“清”字为词根,实即以“清”字为主调。
明代词坛的“二体”明代前期词坛上有二体,一是台阁体,二是理学体。
台阁体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呈规律性、周期性出现的文学现象。
一般来说,大都发生在国祚较长的王朝前期,在第二、三代帝王当政之时。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诗文方面有台阁体,词坛亦有台阁体,不是另有一班人马,而体现为同一个台阁文人群体对各种文体的渗透与制控。
台阁体词人主要有杨士奇、杨荣、黄淮、胡广、陈循、倪谦、邱濬,以及藩邸词人宪王朱有燉和太子时期的朱高炽、朱瞻基。
他们继承了宋代柳永、大晟词人和南宋时馆阁词人的路数与风格,述恩礼盛事,咏节庆祥瑞,多选择《满庭芳》《清平乐》等吉祥喜庆的调名,采用曲终奏雅的结构模式,雍容和乐的艺术风格,在调名、结构与意象修辞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格式化效应。
铺陈祥瑞,歌时颂圣,不胜惶恐中带着做作而夸张的激动,以及知恩图报的效忠之词,是台阁体词的典型特征。
在词史上,由于对某些名家名篇的群体追和,不仅会构成词的传播与接受史上的独特现象,也会不约而同地强化某一词调独特的表现功能。
《苏武慢》在两宋时期犹为普通词调,使用频率不高,亦无独特的调性特点。
元代全真道士冯尊师作《苏武慢》20首,述“遗世之乐”与“修仙之事”;嗣后经元代后期大文人虞集追和12首,遂成经典。
据统计,明人所作《苏武慢》凡234首,在明词用调频率上居第32位。
尤其是在明代前期,凌云翰和作12首,林鸿8首,姚绶12首,林俊14首,祝允明12首,夏言14首,刘节14首,皆为追和虞集之作。
这不仅是选调用韵的技术性问题,而且意味着创作旨趣的“选边站队”,追和虞词就意味着对虞集词作主题取向的认可与继承。
《苏武慢》以四四六句法为主旋律,散行中见整饬,给人步调从容、抑扬中节之感。
明代前期对《苏武慢》的群体追和,体现出特定的价值与风格取向:一方面是冯尊师词中原有“仙家活计”的消弭淡散,一方面是向邵雍、司马光等“理学体”诗风的靠拢回归,同时又从游仙诗、田园诗、自寿诗有所借鉴,遂形成一种闲适旷达、知足常乐的稳定的调性风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人群体流派研究”负责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1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表示,结合党中央的重要会议、重大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宣讲活动,受到广大干部群众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党中央精神宣讲工作一贯高度重视,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们要切实做好这次集中宣讲工作,更好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王沪宁表示,要牢牢把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的要求,精心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宣讲,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引导全党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全面开创新局面,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讲清楚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讲清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讲清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讲清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讲清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参加宣讲的同志要全力以赴做好宣讲工作,认真学习备课,既全面系统又突出重点,全面准确宣讲,创新宣讲方式,回应干部群众关切,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到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同干部群众开展面对面、互动式的宣讲,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主持会议。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中宣部举办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讲师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成员列席会议。
《人民日报》(2017年11月02日01版)
迄今为止,外国通俗文学汉译已有百余年历史。
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对通俗文学的苛责,使外国通俗文学汉译在此后几十年中始终处于边缘化境地。
改革开放后,外国通俗文学汉译开启新征程。
进入新世纪,《哈利·波特》《魔戒》《达·芬奇密码》等作品吹响外国通俗文学再度勃兴的号角,作为世界文学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对畅销外国通俗小说的译介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影响多元。
外国通俗文学汉译“译”彩纷呈内容上,魔幻、奇幻、悬疑、青春、时尚、儿童通俗等小说类型的译介,丰富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使通俗文学成为老少皆宜的大众文学。
例如“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大胆融入魔法、幻想、儿童、成长等元素,被誉为以反叛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主张回归和复兴原始神话幻想世界为宗旨的“新时代运动”带来的文学冲击波,是西方文化“东方转向”的表征,在东西方均引起强烈反响。
日韩青春文学以网络为据点,融汇网络符号语言和动漫游戏因子,时尚炫酷,与国内“80后”作家群的创作形成互动,成为最受年轻读者欢迎的外国通俗小说类型。
外国儿童通俗文学的译介更是如火如荼,新译、复译、重译多管齐下,谱写了一曲众声喧哗的交响乐。
形式上,随着网络文化的繁荣和“新媒体”的崛起,网络译介成为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的重要形式。
网络译介通过附加译者角色,形成“译者—读者—批评者”三位一体的翻译行为模式,有助于推广新的翻译技术和工具,有助于推动文学翻译爱好者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
目前,通俗文学网络译介与传统纸媒译介整合互补,已成大势所趋。
传播路径上,除互联网传播,影视与文学译介“联姻”也成为一种重要方式。
细数新世纪以来引起巨大轰动的外国通俗小说,几乎都在票房和书市实现了双赢。
外国通俗小说译介之所以与影视成功对接,是因为通俗畅销书多以情节取胜,这也恰是影视剧重要的看点和卖点。
除此之外,西方通俗文学作家还着意提升作品思想性,在一波三折的情节铺设中探索世道人性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人生哲理,因此备受影视界青睐,并成为翻译市场的“香饽饽”。
外国通俗文学汉译影响多元首先,我国通俗文学的类型和概念内涵得到了极大拓展。
《哈利·波特》《魔戒》等引发了国内奇、魔幻文学创作热潮,为文学幻想插上魔幻、奇幻、玄幻等多彩的翅膀。
《达·芬奇密码》在国内掀起一阵“悬疑风”,本土作家将悬疑元素与民族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了悬疑文学的本土化。
外国青春文学、时尚文学、儿童通俗文学译介也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人对文学类型的传统认知,对文学类型的科学界定成为我国学界重新思考的话题。
其次,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达到的艺术成就提升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模糊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限。
《达·芬奇密码》堪称雅俗共赏的成功典范。
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译介提升了我国通俗文学创作的艺术高度,引发了通俗文学观的嬗变,甚至促成了我国翻译文学的功能转向,由百年前的社会改良工具转变为当今的大众审美消费。
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对我国通俗文学翻译批评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网络汉译通过有效开发和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了民间翻译批评的崛起、翻译批评内容的创新、翻译批评媒介的多样化、翻译批评主体身份的立体化,以及翻译批评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为通俗文学翻译批评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的译介,还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的繁荣启迪我们开启另一扇窗,即以通俗文学为突破口,采取“互联网+翻译”或“影视多媒体+翻译”的传播模式,在充分调研西方大众审美文化特征基础上,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让中国正在崛起的通俗文学先行“走出去”。
例如,2014年麦家的《解密》在35个国家同步上市,签订了21个海外版权;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荣膺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
相比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更易贴近西方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
高质量、高品位、高内涵的通俗文学外译可望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有效“走出去”的“催化剂”。
总之,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的繁荣,在大众文化崛起的今天,对东西方通俗文学的交流、中国本土通俗文学创作艺术的提升、通俗文学翻译批评的成熟,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世纪外国通俗文学汉译研究”负责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
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而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叙事文学——散文创作方面的实绩,却一度被作为“纯粹抒情诗人”的身影所遮蔽。
从20世纪20年代起,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现代诗坛优秀诗人的地位便渐渐开始确立,直到20世纪50年代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横空出世,人们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诗人,更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
艺术注目于被情感改动的现实关于诗歌与散文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有着独特的理解。
他认为“诗歌和散文是彼此不能分离的两极”,“散文是最具现代性的体裁”,而“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宏大规模与广阔空间”,他个人的诗歌只是散文创作的准备。
上述观点,以及他关于“艺术注目于被情感改动的现实”、关于抒情主义与历史主义之关系的见解,构成了诗学理念的基本内容,并影响着他的全部小说创作,使之具有雅各布森所说的“诗人的散文”的艺术风格。
从20世纪10年代初起,帕斯捷尔纳克就开始散文创作,陆续写了13篇中短篇小说,直至完成巅峰之作《日瓦戈医生》。
在这些“诗人的散文”作品中,往往可以读到作家自己诗作中的优美诗行。
有许多在他的诗歌中曾出现过的形象、场景和意象,后来又以略加变化的形式重现于他的小说中;他用诗歌予以表现的情感与思想,以诗的方式触及的主题,也在他的小说里获得新的表达。
他总是以诗人的眼光看待自然和世界,以具有抒情色彩的语言表达对于生活的理解、感受和体验,这使他的小说散发出浓郁的诗意。
帕斯捷尔纳克的整个小说创作,显示出在探索之中逐渐迈向高峰《日瓦戈医生》的演进脉络。
《最初的体验》作为开端之作,情节结构具有多层次、剪辑性的特点,人物没有完整的性格发展史,形象刻画具有印象主义特色。
作品传达出作家早年对外部世界的种种印象,表现了与作家经历相联系的感受和体验,渗透着大量的自传——回忆录因素。
主人公对生活、艺术和爱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追问,又使得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种哲理化色彩。
作品中的景色描写广泛运用拟人化手法,表明作家对于线条、色彩和明暗对比有敏锐的感觉,常获得一种油画般的艺术效果。
由此,可约略窥见未来作家小说艺术探索的轮廓与走向。
历史主义倾向是对当代现实的高度关注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一主题,在随后的《阿佩莱斯线条》《一个大字一组的故事》和《寄自图拉的信》等小说中一再得到表达。
作家从生活的视角审视艺术,从艺术活动实践出发提出了“艺术家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等令人深思的问题,发出了守护艺术良心的呼唤。
此时,作家的历史主义倾向,即对当代现实的高度关注,已开始显示于他的另一些作品中。
他开始尝试在自己的小说中以富有特色的诗学方式传达对时代风云和历史进程的沉思,关注被卷入历史洪流中的个性的命运。
在小说片断《奇特的年份》中,作家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特殊年代的“病症”,即失去个性的人们被解除了武装,结合到这样或那样的同一性框架内。
小说《对话》则以别具一格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人只有进行富有成效的活动,死后才能留有生前整个生活的有意义的成果。
生前未发表的小说《第二幅写照:彼得堡》,是作家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彼得堡的一种延伸书写。
他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雷等前辈作家那里汲取艺术灵感,从结构布局、氛围营造、形象刻画、象征和隐喻的运用等不同侧面延续了他们关于彼得堡的书写,创作了一部具有鲜明现代特色的作品,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城市题材创作。
在小说《无爱》中,作家通过对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物的素描,不仅提供了“二月革命”后作家本人生活的艺术写照,还涉及那个时代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身处动荡岁月里,人们往往纠结于其间的事业与生活、责任与情感的冲突。
同样与当代现实紧密联系的小说《空中线路》,经由一个不乏悲欢离合、骨肉亲情、机缘巧合的故事,隐喻了超越人道法则的界线、实现欧洲社会思想之统一的理念,涵纳着关于善与恶、亲情与原则、暴力与宽恕之关系的思考。
在上述五篇作品中,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历史主义倾向得到清晰的呈现。
“归还给历史”的艺术使命当帕斯捷尔纳克把目光锁定于当代历史风云的变幻和知识者个人命运的关联这一范畴时,他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便随着他的叙事艺术的成熟而获得更为透彻的表现。
作家最先涉及这一场域的作品是《一部中篇小说的三章》。
作品的中心人物谢尔盖·斯佩克托尔斯基,同样是作家陆续完成的《中篇故事》和诗体小说《斯佩克托尔斯基》的主人公。
此时,作家书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把一代人“归还给历史”的意识越来越明确。
《帕特里克手记》从主人公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先描述发生在一战爆发后到十月革命前乌拉尔小城尤里亚金和周边地区的故事,继而以回忆的笔法铺叙20世纪初至1905年革命时期莫斯科的生活,复现出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的时代氛围。
作品以带有优美抒情风格的笔调,穿越岁月的尘埃,回视如烟往事,既抒发了对往昔的无尽眷恋,又勾画出特定时代的历史风貌。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事件、场景和情节,后来都写入《日瓦戈医生》中。
作家以诗意盎然的文字展开的叙事和描写,表明“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格正在他的笔下形成。
经过10年笔耕而完成的《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战后岁月里对20世纪前期历史所做的一种诗的回望。
作家艺术地概括了自己所属的俄罗斯一代人在动荡的历史时期的必然遭遇。
主人公日瓦戈是一位在历史激流的冲击下离乡背井、长期漂泊的诗人和思想者形象。
他的困惑与求索、书写与歌哭,和他的同时代人发出的各具特色的声音,一起构成了和那个时代之间的特殊形式的对话。
这一代人的命运本是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所制造的,作家以充满怀念、追悔和忧伤的笔触把渐渐远去的往昔镌刻下来,从而完成了他所承诺的把这一代人“归还给历史”的艺术使命。
作品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它以出色的场景描绘和生动的形象刻画呈现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还在于其结构布局、表达方式、意象运用、景物描写等方面所体现的独特的叙事艺术,在于作家始终以一位诗人的眼光观察人与生活,以抒情色彩浓郁的语言传达出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和对周围世界的感受,从而成为“抒情史诗”的一个卓越范例。
作品关于大自然的“转喻性描写”,也融入了整部作品诗意氛围的营造之中。
小说中还一再出现主人公的梦境和幻觉以及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意象,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已然贴近现代主义壁垒。
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艺术领域的追求及其成果,显示出俄罗斯文学传统与现代诗学的汇流,也代表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演变趋向。
无论对于那百年间的俄罗斯文学,还是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民族命运与心灵的艺术表现,帕斯捷尔纳克无疑都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形象。
因此当代俄罗斯人才说: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
在当代中国知识者心目中,帕斯捷尔纳克也占有崇高的位置,因为他曾在自己抒情诗般的小说中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吟咏过他们的幸福与苦难、追求与失落、困惑与梦想,发出了对时代的叩问。
人们似乎在他的那些“零散的抒情日记”中读出了自己的精神传略。
可以预见,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将继续拥有范围广大的读者群。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专著《诗人的散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中新社记者侯宇摄中新社北京11月16日电11月16日,“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发表题为《中国开启新征程世界发展新机遇》的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中共十九大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大会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是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科学理论,也是认识中国、解读中国的根本指南。
黄坤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意义,也将深刻影响世界。
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党和人民将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新时代的中国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希望中外智库积极介绍中共十九大,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加强真诚交流、务实合作。
国际智库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主办,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知名学者以及来自31个国家地区的智库专家、前政要共240余人参加。
明代词史约有四派,即明初遗民词派、明前期吴门词派、晚明艳词派和早期柳洲词派。
明代词史的“四派”明初遗民词派,主要成员有谢应芳、倪瓒、梁寅、邵亨贞、邾经、顾阿瑛等人。
按照传统的判断标准,他们入明之后不再出仕,应属元人或元遗民,但入明后依旧健在,甚至比刘基、杨基、高启等明初词人更长寿,而且词作往往可以系年,因仿钱谦益《列朝诗集》“甲前集”之例,作为明初词坛的一个特殊群落。
这些遗民词人多隶籍于江南松江与苏州一带,因为此处为张士诚故地,故入明之后备受压抑。
在入明之后的词作中,有阅历沧桑、忧患飘零的深沉悲慨,有力求超脱、忘情世事的野逸自放,也有刻意显示殷顽姿态的高老生硬,以及历代遗民诗文中常见的荆棘铜驼之伤。
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感情基调,使之形成沉郁顿挫、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
吴门词派的主要成员为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以及徐有贞、吴宽、史鉴、杨循吉、陈淳等外围人物。
这实际是一个涵盖文学、艺术等多个分支的区域性文化流派。
论书法则称吴门书派,论绘事则称吴门画派,论文学则称吴门诗派或吴门词派,实际都是以同一个文人群体为基本阵容,不过论绘画会加上仇英、陆治、钱谷,论书法会加上李应祯、王鏊,论诗文则加上蔡羽、王宠而已。
而多种人文艺术的兼擅与互动,既是这一文化流派的最大特色,也是造成某种艺术形式左右逢源、转益多师、互动互渗、出新变化的内在原因。
一方面,如果没有书画艺术的专长,像未入仕途的沈周、唐寅,以及短期出仕又辞官还乡的祝允明、文征明等就不会活得那么潇洒。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诗文词曲方面的文学造诣,他们的书画艺术也不会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而且,集多种人文技艺于一身,也潜在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念与价值取向,使其在出处辞受之际,能表现出更为潇洒的人生姿态与创作风度,因而重塑了一个与往古有别的全新的文人群像。
一代有一代之艳词。
明万历年间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风潮,在文学艺术方面,受艳情小说、戏曲及时调民歌的影响,晚明艳词应运而生。
以年代论则自万历以至清初,以地区看则主要以吴中地区即苏州、常州、湖州、松江、嘉兴、杭州一带词人为主。
此派的兴起以王世贞的词论为理论基础,以杨慎、高濂等人为前驱,以吴鼎芳、顾同应、董斯张、施绍莘、单恂、徐石麒(坦庵)、彭孙贻、沈谦等人为代表性词家。
晚明艳词体现出与宋代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
宋代艳词重在情,晚明艳词偏于趣;宋代艳词言情恳挚,深沉婉曲,虽写男女之情,却每可用于人生理想之追求或永恒企慕之境界;明代艳词偏重描绘女性体态,言语间每有傻角小生猎艳之意。
宋代艳词绮艳而偏于感伤,晚明艳词则多科诨喜剧意味。
世俗化、喜剧化、民歌化,或可称为晚明艳词的三大特色,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明体词”的特色内涵。
晚明柳洲词派亦可称前期柳洲词派,在江南地区兼跨明清的诸家词派中,柳洲词派兴起较早,且因为有《柳洲词选》为文献载体,比较容易界定。
根据词人生卒行状及词作系年,在前后期共约200家词人中,属于前期柳洲词派者至少在55家,作为代表人物,王屋、钱继章、吴熙(亮中)、曹堪(尔堪)等“柳洲四子”在崇祯八、九年之间一次性推出个人词集,以及陈龙正所作《四子诗余序》,或可看作前期柳洲词派形成的标志。
前期柳洲词派与云间词派同时而略早,不宜视为云间之附派。
两家差异甚为明显。
就创作主体的人格形象来说,云间词人更多文人气,才子气,风流倜傥,才华艳发,而前期柳洲词派中人则多刚方之士,有儒者气象;以词作题材主题而言,云间多“春令”之作,伤别念远,含情凄楚,柳洲则虽有少量艳词而不主一家,尤多写自然风物;从词作风格来看,云间词类不出乎“绮怨”,柳洲词则以“清越”为主导风格。
在前期柳洲词派的各家作品中,“清”字或可引申细分为清淡、清雅、清疏、清空、清秀、清越,但无不以“清”字为词根,实即以“清”字为主调。
明代词坛的“二体”明代前期词坛上有二体,一是台阁体,二是理学体。
台阁体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呈规律性、周期性出现的文学现象。
一般来说,大都发生在国祚较长的王朝前期,在第二、三代帝王当政之时。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诗文方面有台阁体,词坛亦有台阁体,不是另有一班人马,而体现为同一个台阁文人群体对各种文体的渗透与制控。
台阁体词人主要有杨士奇、杨荣、黄淮、胡广、陈循、倪谦、邱濬,以及藩邸词人宪王朱有燉和太子时期的朱高炽、朱瞻基。
他们继承了宋代柳永、大晟词人和南宋时馆阁词人的路数与风格,述恩礼盛事,咏节庆祥瑞,多选择《满庭芳》《清平乐》等吉祥喜庆的调名,采用曲终奏雅的结构模式,雍容和乐的艺术风格,在调名、结构与意象修辞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格式化效应。
铺陈祥瑞,歌时颂圣,不胜惶恐中带着做作而夸张的激动,以及知恩图报的效忠之词,是台阁体词的典型特征。
在词史上,由于对某些名家名篇的群体追和,不仅会构成词的传播与接受史上的独特现象,也会不约而同地强化某一词调独特的表现功能。
《苏武慢》在两宋时期犹为普通词调,使用频率不高,亦无独特的调性特点。
元代全真道士冯尊师作《苏武慢》20首,述“遗世之乐”与“修仙之事”;嗣后经元代后期大文人虞集追和12首,遂成经典。
据统计,明人所作《苏武慢》凡234首,在明词用调频率上居第32位。
尤其是在明代前期,凌云翰和作12首,林鸿8首,姚绶12首,林俊14首,祝允明12首,夏言14首,刘节14首,皆为追和虞集之作。
这不仅是选调用韵的技术性问题,而且意味着创作旨趣的“选边站队”,追和虞词就意味着对虞集词作主题取向的认可与继承。
《苏武慢》以四四六句法为主旋律,散行中见整饬,给人步调从容、抑扬中节之感。
明代前期对《苏武慢》的群体追和,体现出特定的价值与风格取向:一方面是冯尊师词中原有“仙家活计”的消弭淡散,一方面是向邵雍、司马光等“理学体”诗风的靠拢回归,同时又从游仙诗、田园诗、自寿诗有所借鉴,遂形成一种闲适旷达、知足常乐的稳定的调性风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人群体流派研究”负责人、江苏师范大学教授)
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一)落实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的决定,向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报告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年度工作;(二)执行和落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制定和实施国家社科基金年度经费预算和项目选题规划;(三)受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组织专家评审;(四)监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施和资助经费使用;(五)组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鉴定、审核、验收以及宣传推介;(六)承办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图为: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如果说马克思是“千年第一思想家”,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千年第一理论”并且是科学理论。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
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  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必要性、科学性和正确性。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立了新中国、建设了新中国,又发展了新中国,我们不仅解决了“挨打”问题、“挨饿”问题,而且我们还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
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习近平强调:“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  不同的观点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其研究者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紧密相关。
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
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
”  不同的立场产生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方法。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立说、为人民立论。
习近平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
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  “知所不豫,行且通焉。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而且还要用其指导我们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要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构建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若干学科规划评审小组,并代行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学科评审组职责,其成员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任,聘期一般为五年,在五年内可以根据需要对部分成员作适当调整。
现共设有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
学科规划评审小组的职责是:(一)定期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状况调查,对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选题规划提出建议;(二)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提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建议;(三)协助全国社科规划办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提出评估意见和改进建议;(四)对重要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审核和评介;(五)推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及全军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区市社科规划办),以及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以下简称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受全国社科规划办委托,协助做好本地区本系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和管理工作。
其主要职责是:(一)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审核本地区本系统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三)督促落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施的保障条件;(四)配合全国社科规划办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实施和资助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审核和宣传推介。
全国社科规划办对省区市社科规划办和在京委托管理机构的相关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规划处:负责拟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调整增补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专家;拟定和发布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课题指南;组织年度课题申报和评审立项;组织实施和管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础研究类、跨学科类)和委托研究项目。
基金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拨款;负责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和监督;组织实施和管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用研究类)和西部项目。
成果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期管理和最终成果的鉴定验收与结项;负责组织和编发《成果要报》;组织实施学术期刊资助和管理;组织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评奖。
智库联络处:负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和实施,组织高端智库申报、评估和日常管理,开展国内外智库发展动态的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组织评审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宣传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和社科规划管理工作的日常宣传;负责主编“国家社科基金”专刊、专栏;负责管理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组织评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综合处: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内设的综合职能部门,主要负责日常文秘、行政管理、财务会计、会议组织、网络服务、内外联络、后勤保障工作等。
国家社科基金自2011年起设立跨学科研究重大项目,旨在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各种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研究解决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复杂性、综合性、集成性问题,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水平,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服务。
7年来,共立项资助190项,顺利通过验收结项的有38项。
这些项目以研究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复杂性、综合性重大现实问题为重点,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具有明显文理(工、农、医)交叉的跨学科特征,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推出了一批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已结项课题共推出著作类成果52部约2600万字,发表学术论文1700多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文近80篇,发布各类研究报告50余篇,取得国家专利75项,建成专题数据库9个,被SCI、SSCI、EI收录论文220余篇,30余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得到领导批示80余次,凸显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
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出一批前瞻性研究成果南开大学李勇建领衔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浙江工业大学池仁勇领衔的“中国中小企业动态数据库建设研究”课题组、南京农业大学应瑞瑶领衔的“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与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江西财经大学孔凡斌领衔的“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课题组、重庆工商大学文传浩领衔的“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课题组、四川大学徐玖平领衔的“重特大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及应对决策研究”课题组、上海社科院王世伟领衔的“大数据与云环境下国家信息安全管理范式及政策路径研究”课题组撰写的47项成果获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批示66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世庆领衔的“我国流域经济与政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组撰写的15项政策研究报告获多位中央领导批示,4项成果得到有关部门采纳;中国社会科学院史丹领衔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条件下电力网络治理的思路,撰写多篇研究报告获国务院领导批示并采纳。
二、聚焦重大现实问题,推出一批对策性研究成果武汉大学李纲领衔的“智慧城市应急决策情报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将应急决策、情报体系、智慧城市三个方面有机结合,选取各类突发事件中40个典型案例进行数据搜集和研究,开发出《基于网民的口碑分析系统》《网络信息采集与结构化抽取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料库系统》等3项应用软件,对各级政府部门监测和控制公共突发事件发挥重要支持作用;华中师范大学何婷婷领衔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语言生活方式与建设和谐的网络语言生活研究”课题组通过计算机爬虫技术建立可持续更新的网络语言生活监测数据库,涵盖新闻1700万篇、博客1000万篇、论坛3400万篇、微博8700万篇,基于该数据库完成的多项研究成果被国家语委采纳,并参与人民网和央视新闻等主办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活动,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南京工业大学王冀宁领衔的“我国食品安全指数和食品安全透明指数研究:基于‘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视角”课题组,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状,采集来自超过700家食品安全相关单位及2400多位消费者的样本数据150多万个,首创“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信息透明度指数”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指数”,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部门提供理论参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罗东坤领衔的“基于中国石油安全视角的海外油气资源接替战略研究”课题组,建立中国石油安全评估体系和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中国石油安全分级预警的方法和预警级别,对未来中国石油安全形势进行分析,为评估国内石油安全形势和海外石油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工具。
三、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出一批应用性研究成果南京大学盛昭瀚领衔的“社会科学计算实验基本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课题组,建立太湖流域自然—社会复合系统计算实验平台,为政府治理太湖水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对港珠澳大桥工程招标过程进行情景模拟,为招标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吉林大学张屹山领衔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计算及结构转换路径研究”课题组撰写的关于如何让地区经济企稳回升的报告获多位省部级领导重视,核心建议均被采纳;中南大学肖序领衔的“基于工业的循环经济价值流分析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指导中国铝业、株洲冶炼等大型企业的循环化改造,以及宁乡经开区、长沙经开区等生态工业园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河海大学王慧敏领衔的“保障经济、生态和国家安全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课题组,以问题为导向,选择多个不同特征水资源问题流域为研究背景,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提出基于互联网+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技术支持体系,为其他流域的科学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中山大学梁琦课题组,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考察我国城市层级体系的基本事实,探寻城市层级体系内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并分析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进而对我国城市层级体系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王世福领衔的“中国城市社会来临与智慧城市设计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研究,课题组依托该项目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省部级以上奖励50余项,获得相关行业及部门的关注。
四、跟踪学科发展前沿,推出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北京师范大学韩在柱领衔的“脑神经系统疾病及语言障碍的语言学研究”课题组,从不同角度利用多种方法开展语言障碍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开发出汉语障碍的评估系统和汉语脑功能定位的分析方法,建立多套大型数据库,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国际顶尖期刊,影响因子总和为,为后续相关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刘超领衔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特征:心理与脑科学的整合研究”课题组,从心理学与脑科学整合的角度集中探讨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特征,采用问卷量表、行为实验、人脑连接网络、群体交互等多种手段,系统研究在中国人社会认知的公平与道德认知过程的心理与脑机制,研究成果发表在《BrainandLanguage》上并被美国知名心理学教科书详细介绍。
为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跟踪管理,提高项目完成质量和基金使用效益,不断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优秀成果,全国社科规划办对2011年度和2013年度立项的271个重大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评估。
结果表明,这批项目总体进展顺利,阶段性成果丰硕,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初步统计,自2013年7月以来,这批重大项目共推出著作类成果460部,发表学术论文550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文200多篇,建设专题数据库136个,被SCI、EI、SSCI国际三大引文索引收录60余篇,有70余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4部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现摘录编发部分专著类成果和代表性论文目录。
在7月份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验收工作中,我们发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秩序维系及其机制研究》(11CSH018)和《唐赋研究》(08CZW022)最终成果存在严重的学术规范问题。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撤销这2个项目,已拨资助经费按原渠道退回。
请各级管理单位和项目承担者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树立良好学风,恪守学术规范,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维护好国家社科基金声誉。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5年8月6日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第1-5辑)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教授承担的重大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传播与数据库建设”(批准号:15ZDB003)的阶段性成果,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相继出版。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指的是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分布于哲学、文学艺术、历史、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的学科界限,这些思想文化术语几乎在各领域都共通共用,因此,它们的内涵博大深厚。
2017年出版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4》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5》共计收录术语200条。
第四辑收录了100条“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包括人们熟悉的“爱人以德”、“安居乐业”、“博爱”、“崇本举末”、“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政贵有恒”等。
第五辑收录了100条“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包括人们熟悉的“安贫乐道”、“讲信修睦”、“厚积薄发”、“乐天知命”、“三省吾身”、“推己及人”、“休养生息”、“饮水思源”、“愚公移山”等。
本系列丛书对这些术语的核心含义进行了阐释,辅以引例,并翻译成精准的英文,得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4》于2017年5月入选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评选的“2017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
截至2017年12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已与十多个国家的出版机构达成了术语系列图书的版权输出合同或意向,其中5个语种已经正式出版。
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签署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丛书”(英文版)合作协议。
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的直接发声。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我国文化建设特别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和灵魂。
离开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繁荣,更没有文化自信的提升。
从今日起,贵州省社科规划办与本报联合推出专栏《文化贵州》,致力于向全社会推介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是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通过“高水平的专家、高质量的文章、高档次的效果”的方式,引导读者了解其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为提升贵州文化自信这一光荣使命奠定坚实基础、开辟崭新路径。
提升文化自信的范围、渠道和手段无疑非常广泛,如经济社会发展、自然科学进步、文艺创作繁荣等,都可推动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自信,但从作用和影响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对文化自信的影响和提升更直接、更巨大。
如果说文化自信对其他几个“自信”的作用、影响更持久,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对文化自信的提升意义更深远。
因此,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提升文化自信,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为此,今后,我们将与贵州日报社通力合作,以我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基础,一个月或半个月推出一期“文化贵州”专栏,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刊发相关学者的文章和记者访谈,以期深度展示贵州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发展成就,从而为提升贵州文化自信做些有益工作。
http:///gzrb/gzrb/rb/20180206/
2018年度云南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重点围绕扩大申报范围、优化学科结构、提高申报质量和立项率的目标,全面加强组织管理工作,主要做法是:1.广泛宣传动员,组织符合条件的专家学者申报项目。
2017年12月底,省社科规划办召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总结暨申报动员会,提前安排布置工作。
申报公告发布后,及时在网上转载,同时结合本省实际另发通知,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各有关单位对项目申报工作高度重视,将组织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对申报对象全面摸底,普遍发动与重点动员相结合、各种激励措施相配套,扩大项目申报的对象、单位和学科覆盖面,充分调动专家学者申报项目的积极性。
近年来项目申报与结项管理工作两手抓,同步推进、同向发力,使沉淀在项目上的优势科研力量得到释放,本年度有106位主持并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家学者再次申报项目,人数为历年最多。
2.狠抓项目选题和设计论证工作,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
各有关单位提前启动选题预报工作,在课题指南发布后,紧扣指南调整优化选题。
省社科规划办通知明确要求,要在选题质量上下足功夫,申报项目选题既要立足学科优势、研究优势和研究特长,又要紧扣课题指南,准确把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导向和研究导向,扩大选题视野和研究领域,尽量避免低水平重复类选题项目申报。
选题确定后,各单位广泛聘请省内外学科专家,一对一指导申请人对申报材料进行修改完善。
为强化质量要求,今年省社科规划办首次要求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依据申报项目选题、设计论证及文本制作质量等,在专家量化打分基础上,对申报项目按一定比例作A、B、C三个等次排序,引导项目申请人增强质量意识和竞争意识,切实提高选题质量和设计论证质量。
3.严格审查程序,把好申报项目资格、形式和内容审查关。
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有关要求,省社科规划办专门印发申报项目审查要点,要求有关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项目申请人的年龄、学历、前期相关成果、是否有国家社科基金在研项目、是否有项目被终止或撤销不满5年、经费预算是否合理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同时对申请材料文本格式及排版制作,也提出统一规范要求。
受理申报材料的形式和内容经审查不合格的,一律退回修改;对明显粗制滥造、经过修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在单位内部淘汰不予报出。
经过多轮次多层次审核把关,项目申报材料文本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4.改进项目预评审方式,提高预评审质量。
根据本年度申报项目数量大、省内淘汰率较高的情况,为确保项目预评审结果公平公正,省社科规划办从专家库中挑选96位学科专家参与项目预评审,邀请纪检部门的同志全程监督。
根据“学科靠近”原则分为8个学科组,按限额指标数90%的比例,以划定学科参考指标数、参照项目等次排序、活页匿名评审、组内交叉审读合议、组外学科指标调剂、推荐备选项目等方式,在第一轮会议评审中推出正式上报项目;预留5%的指标,按照承担并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优先、备选项目优先、申报青年项目优先、申报基础研究项目优先、党校和社科院系统申报项目优先等规定,组织学科专家进行第二轮筛评后确定推荐项目;预留5%的指标,组织科研管理部门人员进行第三轮精选后确定推荐项目。
项目预评和筛评工作坚持质量第一、优胜劣汰的原则,导向明确、标准统一、程序规范,不搞简单平衡、不搞人情照顾,尽量降低高质量申报项目落选率,让入围者满意,让落选者服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供稿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和加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增强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导作用,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修订)》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资助期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成为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成为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阵地,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第三条着力提升资助期刊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培育若干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重点权威期刊,充分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
第四条资助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
第五条资助期刊须在封面显著位置标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字样。
第六条资助期刊须将每期刊登论文的电子版,及时提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第二章资金管理第七条资助资金采用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资金使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的规定。
第八条资助资金分为基础资金和专项资金。
基础资金是为满足期刊基本办刊需要开支的经费,每种期刊每年40万元。
专项资金是对资助效果较好期刊追加的经费,每年10万—40万元不等。
第九条资助资金主要开支范围包括:(一)稿费:指支付作者稿酬的费用。
(二)审稿费:指邀请编辑部以外的专家(含非编辑部的编委会成员)审读作者投稿和审校期刊支付的费用。
(三)翻译费:指支付译者翻译期刊文章及相关资料的费用。
(四)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指办刊过程中开展学术研讨、组稿约稿、咨询交流及编辑人员(含聘用编辑,下同)参加业务培训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交通、食宿、培训等费用,以及编辑人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外国专家来华及港澳台专家来内地开展办刊合作与交流的费用。
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开支标准及会期。
差旅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出国、出境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五)专家咨询费:指办刊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支出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支出额度不超过资助总额的15%。
(六)资料费:指期刊编辑人员业务学习和培训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图书(包括外文图书)购置费,资料收集、整理、复印、翻拍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等。
(七)劳务费:指在期刊办刊过程中支付给无工资收入临时聘用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及其他辅助人员的劳务费用。
支出额度不超过资助总额的10%。
(八)印制费:指在期刊办刊过程中支付的设计、排版、印刷及论文结集出版等费用。
(九)数字化建设费:指支付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和维护的费用。
(十)绩效支出:指编辑部为调动编辑人员办刊积极性,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支付的人员激励费用。
支出额度不超过资助总额的15%,不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绩效支出不得用于发放人员工资。
(十一)管理费:指期刊主办单位为组织和支持期刊管理提取的费用,每种期刊每年不超过3000元。
(十二)其他支出:以上所列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可根据实际单独报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后执行。
上述各支出科目除有明确支出比例外,均不设支出上限。
第十条资助期刊应当根据需要和资金开支范围,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并对支出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作出说明。
资助期刊应当在收到年度经费预算表后,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批准的资助额度编制年度经费预算,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后执行。
逾期不提交经费预算的,视为自动放弃资助。
第十一条资助期刊应当严格执行批准后的预算。
确需调剂的,须经主办单位审批,并报全国社科规划办备案。
第十二条每一资助年度到期,期刊应当如实编制经费决算表,并附上主办单位财务部门打印并加盖公章的资金开支明细账和资助资金余额。
第十三条资助期刊主办单位财务部门应妥善保存资金账目和单据。
全国社科规划办每年以抽查方式,组织检查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并适时开展专项审计,期刊主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章日常管理与考核第十四条期刊资助实施阅评制度。
重点审读政治导向、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编校质量等,组织开展期刊互评,及时通报阅评情况。
第十五条期刊资助建立信息通报机制。
资助期刊应当及时报送重要办刊信息,全国社科规划办择优编发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情况通报》。
第十六条期刊资助建立信誉档案。
主要记载资助期刊重要办刊举措和成效、信息报送和采用情况、资金使用和执行情况,以及各种违规行为等。
第十七条期刊资助定期开展年度考核。
全国社科规划办综合年度考核材料、期刊阅评结果、信息报送和采用、信誉档案记录、资金使用和执行等情况组织年度考核。
第十八条期刊资助实行动态管理。
全国社科规划办对存在政治导向问题、严重违规行为,或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期刊撤销资助,并公开通报。
有其他违规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批评整改、暂停拨款、暂停资助等处理。
全国社科规划办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增补部分资助期刊。
第四章附则第十九条本办法由全国社科规划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社科规划办2012年6月12日发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以及2012年7月9日发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经费管理办法(暂行)》同时废止。
为全面反映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增强国家社科基金的影响力和透明度,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2014)》日前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年度报告由总报告和12个专题报告组成,内容涵盖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选题规划、评审立项、中期管理、鉴定结项和期刊资助、经费管理、成果宣传以及论文统计分析等各个方面。
全书共356页,近30万字,全面、翔实地记录了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的总体情况,介绍了基金项目研究的新进展和管理工作的新举措,反映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丰硕成果,彰显了广大专家学者治学为人的优良品格。
该年度报告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尤其是28个附录表格详尽收录了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各类项目立项名单和结项名单、《成果文库》《成果要报》目录以及近年出版的部分项目成果目录、在顶级期刊发表的部分论文目录等,并附全书光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
为进一步增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影响力和透明度,提高基金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2013)》日前正式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年度报告由总报告、12篇专题报告、大事记、报道文章选编及附录5部分组成,内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选题规划、评审立项、中期管理、成果验收、经费管理、宣传推介等各个方面。
报告全书共316页,约27万字,图文并茂,力求客观、全面、翔实地反映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总体情况,介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新进展和管理工作新举措,展现我国社科界专家学者潜心治学的优良学风和竭智报国的使命担当。
该年度报告在充分汲取2012年年度报告编撰经验的基础上,创新编排形式、丰富报告内容,附赠了一张大容量光盘,其中详细收录了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各类项目立项名单、各类项目结项名单等内容,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社科界立体了解国家社科基金各方面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为进一步增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影响力和透明度,提高基金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首次组织编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2012)》日前正式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年度报告由总报告、11篇专题报告、大事记、报道文章选编及附录5部分组成,内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选题规划、评审立项、中期管理、成果验收、经费管理、宣传推介等各个方面。
报告全书共261页,约22万字,图文并茂,力求客观、全面、翔实地反映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总体情况,介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新进展和管理工作新举措,展现我国社科界专家学者潜心治学的优良学风和竭智报国的使命担当。
据了解,全国社科规划办今后将每年编写一部年度报告,着力将其打造成服务专家学者的一个良好平台和展示基金品牌形象的一扇重要窗口。
(记者王琎)
  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一书,于2011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为配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2010年全国社科规划办组织800多名学科评审组专家开展五年一次的学科调查,本书是各学科调研报告的汇编。
该书全面回顾总结了十一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主要进展和重要成果,认真梳理当前的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科学分析“十二五”时期的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明确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研究领域和“十二五”时期的重点研究课题,为制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全书为十六开本,200多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内容涵盖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6个学科,覆盖面宽,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书稿成于众手,体例不尽相同,内容繁简不一,行文风格各异,但均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各学科的全貌和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为宣传和推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更好地促进优秀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
本书是第三辑,共选介79项成果,涉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领域的22个学科(教育学、艺术学和军事学暂未选编)。
本书为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选介,各篇分别由各项目负责人撰写,介绍了各项目的写作动因、写作背景以及现阶段研究情况等一系列相关情况。
本书收录的79篇简介,多为哲学、历史、考古与文化方面的成果。
日前,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九辑)正式与读者见面。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为系列书籍,自2004年底开始,每年出版一辑,旨在向广大读者宣传推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新成果,促进优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该书自第二辑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到第九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九辑)共63万字,介绍了近期完成的109项质量优良的成果,涵盖23个一级学科,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围绕编撰多卷本《俄国文学史》的问题,国内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展开过多次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正式启动。
在这一背景下,为一种学术紧迫感所驱使,我们决定翻译由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尼基塔普鲁茨科夫主编、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俄国文学史》,并进行系统而细致的研究,以期为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全面认识俄国文学成就、面貌与特色,更新文学史观念、优化文学史研究方法、提升文学史编写水平等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文学史著述具有培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文学观念,影响他们的精神心理、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的巨大作用。
普鲁茨科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表明,编写者们是胸怀自觉的使命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投入结撰工作的。
全书鲜明地体现出这套著作的文学史观念,即始终注意在与社会运动和时代思潮及其流变的紧密联系中考察与审视文学现象,将文学视为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艺术表现予以评说,从而把文学史著述提升至民族精神史描述与建构的高度,最终完成了一部民族精神回溯和自我认识的巨著。
我们认真翻检国内外100余种俄国文学史著作,经过反复梳理、对照、考辨和讨论,可以确认普鲁茨科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是目前国内外俄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最优成果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特色。
这套文学史著作的主编、编委会成员均为俄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一流学者,所有撰稿人也都是文学史研究各个具体研究方向上的著名专家,具有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和厚实的学术积累。
这套著作可以说系统总结了自1755年第一部俄国文学史著作——瓦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论俄国古代、中期和最新的诗歌创作》问世以来一代代学者积累的丰富经验,积极吸收国内外同类著述和研究的新成果,弥补了以往文学史著述的不足,有着诸多新的发掘和新的创见;与西方学界的俄罗斯文学史著作作横向比较,则可以看出它成功避免了国外学者难以克服的局限和观点上的偏差,显示出学术研究上的原创性、科学性和稳妥性。
普鲁茨科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全面而清晰地描述了从10世纪至1917年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对这一漫长进程中出现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学团体、思潮、流派和运动等给予科学的评价,体例严谨,线索分明,立论公允,剪裁精当,分析透彻,论述充分。
具体来说,其特点有四:首先,全书以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为主导思想,体现了对于文学的本质、意义和文学史著述的特有价值的理解,认为文学是特定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艺术表达,文学史的结撰过程则应当成为民族精神回溯和自我认识的过程。
其次,这套文学史著作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为论述主线。
高尔基在他编撰的《俄国文学史》中曾认为俄国文学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并把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视为文学史的主线。
普鲁茨科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继承了这一观念并加以发挥,始终致力于从文学与社会思想特别是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联系中,揭示文学的动力源、独特性、主要倾向和发展规律。
再次,编写者始终坚持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这套著作评价文学史中一切现象和问题的基本视角,并非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而是遵循恩格斯所说“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作品的标准,同时还体现了对丹纳《艺术哲学》、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批评传统的卓越继承。
最后,全书的内容表明编写者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良好的学术素养、丰富的文学感性积累、纤敏的审美眼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又掌握了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这套文学史著作不仅生动地勾画出千年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进程,更深刻而准确地揭示出这一文学的灵魂、精神和风格特征。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俄罗斯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理论与批评,都是社会政治的附庸、某种政策的图解。
“社会历史批评”一度成为某些人贬抑和否定俄罗斯—苏联学者文学研究的理论倾向、评价尺度和方法论的术语。
这种偏见在我们国内学界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普鲁茨科夫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的存在,体现于其中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视角以及运用这种视角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有益于纠正上述偏见,从一个侧面为俄罗斯文学史研究和理论批评正名。
第一次把这套著作完整地翻译过来,直接展示苏联—俄罗斯学界的俄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优秀学者共同创造的一流成果,呈现出这套文学史的学术水平,并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它所贯彻与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主导思想、研究方法和论述方式,这对我国学界提升俄罗斯文学史建构和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乃至对一般文学史研究领域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优化,对推进外国国别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以及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启发、借鉴和参照意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人民网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刘维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结项暨出版座谈会22日在京召开。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会议并讲话。
彭珮云、顾秀莲出席会议。
沈跃跃指出,该书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妇女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客观总结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推动新时期妇女运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她希望各级妇联干部继承和发扬妇女运动的优良传统,推动中国特色妇女运动创新发展。
该书由顾秀莲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全面记述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探索历程。
会议由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主持。
我们过去对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史”和佛教及道教的教内“大藏经”和“道藏”文献,偏重于精英阶层,特别是选取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与思想进行研究,而实际上,佛教、道教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对各个地方和民间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不了解这一块的话,很难说能写好佛教史和道教史。
因为地方社会,或者是民间社会毕竟是信仰的主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对于他们的生老病死和日常生活都有着最直接和最广泛的影响。
我们通常把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因为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各地方的民间社会和日常生活当中。
这方面的资料,主要表现在历代的大量的地方志当中,而我们过去对这些地方志文献了解的不多,甚至可以说了解的很少。
所以,《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的出版,为我们研究佛教和道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也可以说,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相信,这套历史文献不仅有利于宗教史的研究,而且对于宗教文化、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会带来全新的理解,甚至会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今天的文化建设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广锠——关注地方文化应时应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思想比较的视角、文本解读的方法以及历史生成的维度,从思维方式变革、自由观变革、历史观变革三个视界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智慧、活的灵魂及其走向当代的方法论启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阐明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思维方式变革是呈现其本真精神的方法论前提。
人是历史性存在,破解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始终是哲学的主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也不是无源之水,作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成果,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智慧的理论结晶,这突出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在继承西方文化遗产的同时,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对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变革。
我们知道,哲学是爱智之学,它试图通过对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的把握,来安顿深处变幻莫测之经验世界中人们的惶惑心灵。
但是,在把握世界的确定性和普遍必然性诉求上,思考起点的不同则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
西方传统哲学基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过分凸显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主体的意识在把握世界时所处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积淀形成了“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它不从人类历史展开的时间维度寻找解读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而是从某个先验的概念、理念、精神或意识出发去建构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并以此作为把握世界与历史的手段与工具,进而使该范式呈现出自因性、创生性、目的论等思维特征,其逻辑原点的变迁则表现为从古希腊哲学作为知识对象的“自在”的“理念”,演进到黑格尔哲学作为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
即使到了19世纪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在试图化解黑格尔体系化哲学自身的矛盾时,依然诉诸“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来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意识没有历史”,认为要把握世界的确定性进而呈现世界与历史的真相,绝不应当从先验的、先在的“应然”这一预设的逻辑前提出发,而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取代“逻辑在先”思维范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的起点并非在于人类开始产生思想,而是表现为人本身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首要标志——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因此,只有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才构成人类历史进程展开的时间—历史起点,也才能作为我们考察人类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
从现实物质生产过程运行机制的视角去把握世界和历史的真相,特别是在由物质生产实践所导致的物质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人的生产、生产关系生产、精神生产的互动机制中,来历史地、具体地把握历史过程的真相以及实现自由的真谛,才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和思想力量的重要方法论前提。
第二,在思想比较视域中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探索自由问题的科学路径,是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关键之所在。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价值诉求,自由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自由实现问题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在自由探求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可以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传统西方自由观代表的基督教和理性主义自由观的超越体现出来。
因为秉承“逻辑在先”思维范式,传统西方哲学在探求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时,呈现出如下两种代表性路径:启示路径与先验理性路径。
基督教从先验预设的神出发,虽然开启了自由意志维度,也超越了古希腊罗马哲学解读自由问题时的知识论传统,但它把现实世界理解为神创的世界,人类凭借自由意志事件才展开尘世生活,现实中人的不自由是由于信仰的不彻底而违背了与神所立之约的结果,而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则必须诉诸信仰,每个人交往之前必须以与神所立之约来约束自己,但人毕竟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人的自由的最终实现又只能期待神的拯救,由此呈现出诉诸从“人—神”关系到“人—人”关系再到“人—神”关系来实现自由的基本思路;康德哲学在对基督教自由观和幸福论的批评中出场,奠定了先验理性主义的自由观范式,完全通过凸显理性的能力来考察自由实现问题,奏响了一阙理性的凯歌,认为理性不但先验地具有为“自然立法”从而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能力,而且还具有先验地为“道德立法”而达到至善——自由的能力,但自由的最终实现也必须通过时间的无限绵延以及上帝的公正裁决才能实现,进而它对自由问题的考量,实际上诉诸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理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展开的前提和基础意义,指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由状况是由现实生产方式的性质所直接决定的,只有科学揭示现实物质生产过程的运行机制以及生产方式的内在演变规律,通过先进阶级的力量改变不合理的所有制关系,推进历史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显然为人类真正把握自由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因此,也只有基于从推进现实社会关系合理化来实现自由的视角,才能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和精髓。
第三,从对传统西方历史观的超越中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哲学变革的理论支点,是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必要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才能达及,而历史唯物主义智慧的出场与生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予以批判与超越的理论结晶。
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对象,即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或直接批判,或蕴含在其文本字里行间所隐性批判的如下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历史怀疑主义、现实主义历史观、神学唯心史观、先验理性史观以及人本学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上述五种传统西方历史观的局限,就在于它们均未能看到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
历史唯物主义则首先明确了物质生产实践对人类历史展开的基础和前提意义,由此出发系统阐明了超越传统西方历史观的五大理论支点: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人类历史的发源地,既看作考察历史规律的时间—历史前提,又看作考察历史规律的逻辑前提,超越了“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其二,指出历史的实践前提决定了历史的动力在于现实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而非精神、观念、意识的自我矛盾运动;其三,历史的真实进程表现为由分工所导致的所有制方式的演进过程以及人的不自由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而非思维逻辑的演进过程;其四,指出了共产主义的运动性质,即在共产主义这一历史目标的实现途径上,倡导以实现革命运动取代精神革命;其五,在上述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历史的主体即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并揭示了主体力量转换的历史必然性。
正是在历史的前提、动力、过程、主体以及目的实现路径等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在破解历史之谜这一重大课题上提供了全新视角。
从多重视域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旨趣在于启示我们:较之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显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特别是,如果我们仅仅诉诸观念变革或简单地改变生产关系来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话,不仅在理论上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在实践中也会带来教训。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就在于我们能够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来观照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作者:李成旺,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负责人、清华大学长聘教授)
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历史始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世的都是长篇小说。
冯梦龙“三言”的问世打破了这一格局,他还在《古今小说》封面上作“识语”为短篇小说宣传:“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
”短篇小说创作就此步入繁盛,从明天启年间到清雍正朝,作品总数已达六百余篇,较优秀者也不在少数。
然在随后百余年里,短篇小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光绪末年才重新现身。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创刊。
在梁启超主办的前七期里,只刊载过《俄皇宫中之人鬼》《毒药案》《白丝线记》三篇短篇翻译小说与文言小说《唐生》,自创通俗短篇小说则是一篇也无;该刊向社会征稿,也明确要求“章回小说在十数回以上”,短篇小说显然未入其眼界。
稍后创刊的《绣像小说》共出版七十二期,同样也不刊载自创的短篇小说。
直到日报刊载小说成为流行现象,通俗短篇小说才重新受到人们关注。
日报刊载小说始于《申报》,它在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伊始就接连刊载三篇翻译小说,随后又紧急刹车。
报载小说是全新的传播方式,它的猛然出现,一时无法与中国读者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相融合,更何况刊载外来的翻译小说。
《沪报》是刊载小说的第二家日报,它在光绪八年(1882)创刊后三周,就开始连载《野叟曝言》,一直持续了两年半。
当时这部作品售价每部六元,《沪报》是每日随报附送不收分文,且以书版格式刊印,便于读者自行装订成册。
小说连载以来,“购者踵趾相接”,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消除了读者对新传播方式的抵触心理。
此后,沪报又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等作品,都受到读者欢迎。
大众接受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但此时中国近代新闻业刚起步不久,直到戊戌变法后,日报才渐多,而办报者发现“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后,报载小说便开始成为普遍现象。
起初,各家都连载长篇小说,既有大众习惯阅读的本土创作,又有一些翻译小说。
这么多家日报以及刊物都要刊载小说,创作或翻译者毕竟有限,一时间稿源便成了大问题。
大家习惯的长篇连载也出现了麻烦。
得益于印刷业近代化改造,小说单行本的出版快捷且价格较低廉,早年《沪报》连载有单行本的做法已不可复制。
报社的应对策略是约定几个名家供稿,而作者有限且又诸事缠身,艰于腾挪,这便导致了写一段,报纸第二日登一段的模式逐渐形成。
但作者的供稿常因生病或外出一类事断档,暂停时间久了或发生频率太频繁,甚至连载中断后再也不见下文,这些都会招致读者不满,从而影响报纸销路。
如果有批短篇小说在手,连载暂停时便可顶替,或者干脆以短篇为主,长篇连载辅之,那么读者的不满多少可得到化解。
也就是说,因形势逼迫,短篇小说将应时而生。
一个偶然事件使设想付诸实践。
《时报》自创刊就连载陈景韩翻译的《伯爵与美人》,他东赴日本,临行前多翻译了一批供自己外出时连载。
可是他走后,《伯爵与美人》的未刊稿居然找不到了,作品连载暂停了三个月。
其间,陈景韩从日本寄来短篇小说《马贼》以救急,《时报》又接连刊载了《中间人》《张天师》等短篇小说,填补连载暂停时的空白。
由于读者习惯的是长篇小说连载,《时报》刊载《马贼》时特地刊载广告解释,“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读者不必见怪,那篇小说篇幅虽短,却同样“立意深远,用笔宛曲,读之甚有趣味”。
该报继而进一步向社会征集这类稿件:“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
”自此,《时报》开启了向社会征集短篇小说的序幕。
《时报》向社会征稿,特别是征集短篇小说的举措便引起连锁反应。
当时的很多报纸先后加入了向社会征集小说稿件的行列。
可能《笑林报》稿件短缺的危机尤甚,心情也更迫切,竟在一周内两次刊载征文启事,第一次明确地“征短篇小说”,第二次则说“本馆征求时事、言情及各种小说”;《天铎报》开列的征集范围是:“种类: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短篇小说”,同时还要求“文俗夹写,毋取高深”,以适应大众的阅读。
同治年间《申报》向社会征集诗文时,以“概不取其刻资”即不收版面费为鼓励,此时应征者多而版面有限。
光绪末年报纸是为开掘小说稿源而征文,这就须得给予相应的报酬,否则应征者寡,小说刊载断档,报纸销量会受影响。
对报社来说,这个观念的转变有点痛苦,不少报纸征文时对报酬都含糊其辞:或含糊地许诺“相当之酬报”,或笼统说“润笔从丰”,或表示“本馆决不惜厚资也”。
说得都很慷慨,但谁都闹不清“酬”与“劳”如何对应。
有的报纸则表示愿意和应征者一起商定,“每千字需酬金若干,并请开示,以便商议”。
《时报》的态度倒是明确,每篇短篇小说“赠洋三元至六元”,《天铎报》按千字论价,分为二元、一元半与一元三等。
当时各报都急需稿源,激烈的市场竞争最后终于使稿酬制度化,从而为作者队伍的形成,为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在物质层面提供了保障。
一时间大批作品蜂拥而至,当时的人曾感叹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
”不少人仓促上阵,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就总体而言当属平庸一类。
有些作者往往是听到或看到些什么,就匆匆记录,稍作润饰便算完篇,作者对描写对象未作深入思索,批判也属表面化。
创作时对于生活素材缺乏概括、提炼与捏合,也无谋篇布局的讲究,情节简单,人物形象只是粗线条的刻画。
仓促动笔自然无法对事件作本质性开掘,只能是对现象的描绘与嘲讽,就连小说名家包天笑也承认“急就成篇,容有支离矛盾处”。
这种创作现象的出现也容易理解,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大小事件层出不穷,变幻之节奏又急速,此时日报小说的创作既要跟上社会的快速变化,又得及时呼应读者的需求,往往只能拿出“急就章”。
不过,这些作品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发声,易引起读者共鸣,各篇虽只叙述某一件事,而汇合众作品,则显示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众生相。
其时短篇小说多刊载于日报,其读者众多,作品可有较大的传播面,而各地不少报刊在靠转载维持,它们所转载的,也大多是短篇小说。
日报小说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只有196种,普遍实行征文的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便蹿升至422种,宣统朝的三年里更一直保持在500种以上,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集也开始面世,还得到了“其文辞简劲,其思想锐奇,若讽若嘲,可歌可泣,雅俗共赏,趣味横生,为小说界别开生面”的赞誉。
小说名家也接受了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长篇享誉文坛的吴趼人,此时就接连撰写了多篇短篇小说刊载于报端。
一向引领创作潮流的小说专刊也开始重视短篇小说,《小说林》就有意为短篇小说安排了相当篇幅,前后40篇作品中竟占了22篇;而出版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小说月报》,此时向社会征稿就特地声明:“本报各门,皆可投稿,短篇小说,尤所欢迎”,同时还允诺了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的较高稿酬标准。
当创作呈现如此态势时,可以说清中叶以来消失了百余年的短篇小说,至此实现了自己的复兴。
(作者:陈大康,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小说史论”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古希腊铭文指的是在陶、金属、大理石等硬质载体上的刻文以及书写在陶器上的字母文字。
作为一种公共和私人的记录形式,从法律、法令、账目等“官刻”到墓志铭、题献、随意刻泐等“私刻”,与时人的政治、文化、宗教、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等息息相关,无一不承载、记录着历史上的瞬间。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铭文学家L.罗贝尔(1904—1984)所言,“或可把希腊、罗马的历史视为一种‘铭文文明’”。
铭文字母书体具有断代的作用发端于古风时代的这种“铭文文明”,形同中国的青铜器文明,也经历过所谓的“简铭期”。
当时的铭辞简短,传世者少,残泐且漫漶多见。
作为断代依据,铭文字母的书体因地、因时而各有不同,差异间见;行款则依次经历了右书而牛耕刻写法,复左书而定式作行列布局的演变。
“萌生”于这一时期的法律、法令以及盟约等铭辞亦见证了希腊城邦的发展以及邦际间的互动。
随着雅典的崛起,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显赫,民主昌盛,以石刻为主的铭文也进入“长铭期”,数量上亦以雅典为最。
其中,雅典相继出台的诸多帝国法令补苴了文献记载的阙如。
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加速了东西方的交往,小亚细亚、黑海等地的遗存极大丰富了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记录,现存铭文的多样性亦反映出希腊文化的影响以及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
在古代希腊,以石刻为主的官刻多见于神庙、圣地、大型建筑以及广场等“公共空间”,作用形同现今之公告。
另外,作为垂诸久远的记录,勒石刊布的法律、法令、建筑支出等政务信息亦间接反映出城邦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
历史上,最早措意铭文价值的盖为西方“历史鼻祖”希罗多德。
在其所著的《历史》中,希罗多德征引或转述的铭文凡二十处,范围包括希腊本土以及吕底亚、巴比伦尼亚、波斯、埃及,其中三则可与已发现的铭文相互印证。
至于希罗多德征引的铭文是其亲历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当作别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希罗多德起,铭文即已作为历史记录而为时人所关注。
继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的史著中也常常征引或述及铭文资料,2世纪的旅行家保桑尼阿斯在游历希腊期间,对所见铭文与遗迹描述得更加详尽。
但他对铭文所记并非盲目采信,时见辨析与正误。
铭文研究终成专门之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遍布希腊世界的官刻与私刻经水火兵燹多已残泐或被移作他用,更多的则消失殆尽或仅见于文献记载。
在近代欧洲,对古典碑刻的收集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在众多古物收藏家、旅行家、商人、外交家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奇里亚科(1391—1452)是早期收集碑铭的众多旅行家之一。
在经商途中,他先后游历意大利南部、希腊、埃及以及近东地区,所集希腊、拉丁铭辞数以千计,辑有三卷本《碑铭经眼录》(Commentarii),后因火灾失传。
从现存部分笔记和抄本可以得见,奇里亚科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如实临摹原刻。
继奇里亚科之后,收藏家在很长一段时期依旧不加区分地把希腊语碑刻与拉丁语碑刻一同在博物馆展陈或结集出版,历史学家也很少把铭文视为可信的史料加以利用。
直至意大利诗人、史家马费伊在其所著的《石刻文分类要义》一书中才对希腊铭文与拉丁铭文做出了区分,并引起意大利学界对研读古希腊语的关注;在用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撰写的出版希腊、拉丁铭文汇编计划书中,马费伊进一步阐述了铭文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意义。
至19世纪,德国古典学家A.伯克所确立的以区域分类、仅著录希腊铭文的编撰体例最终使铭文研究成为专门之学,铭文作为基础资料在历史研究中也得以采信。
伯克在铭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伯克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成年后,他专注神学,后受沃尔夫的学术影响转做古代希腊研究。
伯克于1817年出版的《雅典国家财政》一书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和已知铭文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叙述方法“第一次使近代的人们了解一个古代国家的日常生活”。
也正是在撰著《雅典国家财政》的过程中,伯克更加意识到铭文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
1822年,他上书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建议出版一套希腊铭文汇编,并得到立项支持。
在建议中,伯克除强调铭文研究的重要性外,还制定了相应的整理规则。
1825年,《希腊铭文集》第一分册出版;最终成书的四卷本中,前两卷由伯克编撰,第三卷由J.弗朗兹编撰,至1859年E.库尔提乌斯与A.基希霍夫完成了第四卷的编撰工作,H.勒尔负责整理的全书索引于1877年出版。
从1860年起,基希霍夫接续《希腊铭文集》的整理;在维拉莫威兹负责期间(1902—1931),《希腊铭文集》更名作《希腊铭文》,并成为古典学研究最重要的史料集之一。
作为柏林—布兰登堡人文与自然科学学院(即原来的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在研项目,《希腊铭文》历近200年已出版63册,涵盖了巴尔干半岛及周边地区已发现的铭文遗存。
从近代嗜古者的狂热搜罗到伯克的系统整理,至罗贝尔一代,国外学界的著录成果蔚为大观,众多选注本更是旁及到小亚细亚、黑海、埃及等地的铭文,综合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亦风气渐成。
在学科分类上,与文献学、考古学、草纸学、钱币学、古文字学、史学等一样,铭文学也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专著《古希腊铭文辑要》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佛教文学是东方具有佛教信仰传统的各国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尤其在印度和中国,不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且互相交集,具有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非常适合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佛经汉译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媒介比较文学的基础是影响研究,主要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
影响研究包括译介学、影响学、接受学、变异学、异域形象学等分支,在中印佛教文学交流和中印佛教文学关系研究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展开。
印度是一个多语言甚至多语种的国家,佛陀的教说很早就由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至于梁启超有“凡佛经皆翻译文学”的说法。
印度佛经的汉译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以汉译佛经为对象的佛教文学研究,实质是翻译文学研究。
佛经汉译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媒介,因此佛经译介学除翻译文学研究外,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佛经译介与中印文化交流。
其中,包括佛经译介中的文化过滤与经典选择,佛经注疏阐释中的“误读”现象,以及中印佛教文学交流中的互相影响,都是佛教文学影响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印度佛教文学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文化语境的过滤,这一方面基于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是文化交流中接受者主体性的体现。
在文化过滤的基础上,中国接受者对印度佛经产生了无意或有意的“误读”。
在“误读”的基础上,佛教文学的思想内容、艺术形象和文体形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这样的变异实则是一种创新和发展,促使中国佛教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印度佛教文学的中国分支。
中印佛教文学中体现共同规律的文学现象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突破事实联系的框框和局限,以探索普遍规律、进行审美评价为宗旨,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但在实践中显得散漫,容易出现缺乏可比性的混乱现象。
理想的方式应是既有文化渊源和影响基础,又有普遍规律和审美价值的比较文学研究,而中印佛教文学的比较研究正是如此。
中印佛教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缺乏明显事实联系但却体现共同规律的文学现象,由于有佛教文化为基础,文学规律的探讨具有深厚的共同文化底蕴,不必担心由于文明不同而导致核心价值观、文学审美范畴和文学言说方式的差别。
经过几十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形成了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研究领域。
所谓主题学是不同国家文学中相同或类似的题材、主题、母题及文学原型的比较研究。
这样的主题学源于民俗学和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
佛教文学中故事形态的作品非常丰富,包括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寓言故事,等等,非常适合主题学研究。
如独具特色的佛本生故事中包含许多故事母题,可以进行主题学研究,其中既有大量具有事实联系和文化一致性的“显型母题”,也有许多不存在事实联系但在题旨和结构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隐型母题”,还有一些具有象征意义和原型意义的“原型母题”。
中印佛教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普遍性的主题或题旨,比如源于森林文明的“山林栖居”是佛教独特的修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佛教文学的重要主题,由此在佛教文学中形成了大量的山居诗。
这些山居诗将山水情趣与修道体验相结合,表现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有助于自然美的发现和表现。
“佛国净土”是佛教文学创造的一个超验的理想世界。
佛教净土文学通过发愿、忆念、观想和赞颂,表现往生净土的理想,体现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乐园情结。
在人类文学史上表现乐园母题的文学中,佛教净土文学的佛国净土描写最细致,乐园情结表现最充分。
不杀生、慈悲、众生平等、无情有性是佛教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也是佛教伦理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体现了佛教自然伦理的逻辑内涵和体系特点。
此外,“无常”、“无我”、“轮回转生”等,也都是佛教文学经常表现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
佛教文学体式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文类学,又称文体学或体裁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如何按照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文学进行分类,研究各种文类的发展演变、基本特征和相互影响。
卷帙浩繁的佛经包含多种文学文类,可以进行文类学研究。
佛经中的文学性文体有的比较成熟发达,有的还处于初创或萌芽阶段,尽管不够成熟,仍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因为文学文体最早正是在民间文学和宗教典籍中孕育发展的,初级性、边缘交叉性、过渡性、模糊性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类学研究的意义。
佛经内外都有一些出自高僧或居士文人之手的成熟的诗歌、小说、戏剧类作品,它们是佛教文学的代表,其中偈颂与赞歌等佛教歌诗、佛传与僧传等佛教传记、变文与佛教说唱文学,以及譬喻、小说等文学文类,或者具有佛教文学特色,或者是佛教文学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文学文类,具有重要的文类学研究意义。
佛教文学体式的渊源流变、交流互动和变异发展,体现了文学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异质性,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比如在印度文学传统中形成的偈颂与赞歌,都属于“抒情诗”这一基础文类,但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佛教特色,与一般的抒情诗相比已经具有异质性;流播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的诗体和民歌相结合,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异。
再如中国佛教文学中的变文,源于佛教寺院的唱导,唱导源于“梵呗”。
“梵呗”和唱导属于印度佛教文学现象,作为文学文类属于说唱文学,与一般的叙事文学相比已经具有异质性。
在中国,从唱导到变文,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再从变文到说话、宝卷等民间说唱文学,属于文学文类的发展演变。
佛教诗学是中印佛教文学家共同构建的诗学体系比较诗学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佛教文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
从中印佛教诗学关系的角度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形成的佛教诗学,是佛教传播和影响的结果,可以作为影响研究的论题。
如境界、妙悟、圆通、寂静等,都是源于佛教哲学并在佛教文学中孕育发展起来的诗学概念,是积淀着佛教思想智慧、凝结着佛教审美精神、具有佛教思维特色的诗学关键词,对它们的探源溯流,属于以影响为基础的比较诗学研究。
然而,佛教诗学研究本质上属于平行研究。
比较诗学是从主张文学性的平行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因此平行研究在佛教诗学研究中的天地更为广阔。
作为东方诗学话语传统之一,佛教诗学与东方其他诗学的比较,以及与西方诗学的比较,都是比较诗学的重要题域。
从平行研究的角度看,佛教诗学是中印两国佛教文学家共同努力构建的诗学体系,包括以境界论为核心的创作论、以妙悟论为核心的鉴赏论、以圆通论为核心的方法论、以寂静论为核心的目的论,体现了东方传统诗学超越性、主体性和审美性的特点。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负责人、青岛大学教授,专著《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秦汉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化整合期。
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萌芽、生发以及成长起来的诸多文学要素,在秦汉国家建构中被吸纳、调适、组合之后,形成了适于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和文化认同的文学形态。
本文拟从秦汉国家建构层面讨论国家制度如何促成文书格式、文体样式、文学观念的形成,从“大传统”的视角描述秦汉文学“何以形成”,进而辨析秦汉社会形态、精神世界、民间情绪对文学认知、文学基调和文学形态的影响,从“小传统”的视角分析中国文学格局“以何形成”。
秦汉文学研究需要深化的命题秦汉不仅形成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和社会结构,也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
国家制度如何要求文学与行政运作相调适?作为精神世界的文学认知,如何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情绪的文学基调,如何随着社会思潮不断演生?这些关乎中国文学建构的基础性问题,恰是秦汉文学演进的关节所在。
从历史上看,秦汉的政治文化、行政习惯构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基本框架,由此形成的国家礼乐建制、文化活动、艺术形态等促成了中国文学格局中最为基础的“制度文学”,即作为国家政治行为和行政运作的文学活动及其表达方式。
诸多学者曾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等角度进行探讨,但对“制度文学”的形成及其作用模式缺乏详尽讨论,尤其是秦汉在帝制建构中所强调的历史经验、行政系统、管理秩序如何促进“制度文学”的形成,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样式,亟须深入研究。
从思想上看,传统研究多集中于儒学、经学的讨论,缺乏深入论及诸子学说在秦汉的延续与融通。
先秦诸子思想在秦汉是如何分化并汇融的?这些思想意识如何衍化进入其他学术体系?先秦的信仰和方术如何经过整合与重组最终形成神仙谱系、巫术学说、神道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如何通过社会思潮构建古代的精神世界?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理论展开讨论,深入分析其对神话理论的开创、对文学时空的拓展、对生命体验的理解等。
从文学上看,尽管近年来对秦汉文学的研究有较大进展,但仍需具有更为尖锐的问题意识,拓宽更具立意的研究领域,探寻更为开阔的研究视角。
郊庙歌辞、疏奏论策、颂赞箴铭、诔碑哀吊等如何成为具有文学意义的文体?秦汉社会批判如何调整文学的基本功能?从制度需求、行政运行、社会交流和艺术审美等历史纵深中探讨,分析其作为帝制建构、思想表述和社会交流媒介的基础功能与附加意义,有助于理解秦汉何以成长出分工不同的文学样式,形成体系有别的文学认知。
以制度建构、行政运作和社会认知为视角,系统梳理秦汉文体形态、文学基调、文学想象、文学功能和文学认知,能够描述出秦汉政治形态、行政制度、社会结构、文化需求对中国文学格局的建构过程,多维度审视中国文学的形成肌理、演进线索和塑造环境,多层面分析国家建构、行政秩序、社会情绪与精神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作用方式。
以制度视角观察文学形态从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角度讨论文学格局的形成,需要从国家建构的制度性设计、公共价值认同的思想性动因、文化整合中的文学形态三个维度观察国家、社会、文化变动对于文学的整体性影响。
讨论国家治理体系对文学格局的影响,需要分析秦汉国家建构与“制度文学”的关系,讨论在国家层面如何通过制度的建构整合秦汉思想观念、社会形态和民间信仰,分析秦汉公文文学化的历史认知过程和创作实践过程,描述出文学服务于制度的基本模式、制度之于文学的主要影响。
可以将制度史、政治史和文学史打通,分析先秦文体样式、艺术格调、语言习惯、表达技巧等文学性因素,在服务于国家制度建设、使用于礼乐活动的过程中,如何重组以适应制度要求形成“制度文学”,并借此总结帝制形成期的文化需求对文学艺术的外在规范和内在驱动。
在研究服务于制度的文体形成与流变时,既要重视文体的内在延续,又要分析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浸润,还要分析文体风格、样式、语言等要素的演进规律,力争更为妥帖地总结出秦汉文体演进的轨迹。
制度需要文化作为精神支撑,文化需要制度作为行政保障。
先秦出于自发的文学创作和缺少理论支撑的制度建构,随着儒家学说的完善和行政实践的积累,在秦汉逐渐融合,文学活动被纳入国家建构的视角下全新审视和重新定位。
先秦文学传统对制度建构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在彼此互动中完成了对文学的改造和创新。
在此期间,要重点讨论文学如何作用于制度,制度如何保障并要求文学参与,文学在帝制建构和行政活动中如何运作。
秦汉逐渐完善的公文制度使得颂、赞、书、论、箴、铭、碑、诔等文体得以形成,并不断约定俗成,随着行政效率和政治文化的需求而强化其形式、结构与风格。
作为外部形态的礼制,通过礼乐精神、文化教养和社会观念浸入政治学说和行政秩序中,国家制度和行政运作所需求、衍生出来的文学价值论、文本结构论、文章风尚论和艺术审美论,成为“制度文学”系统而持久的要求,对秦汉文学产生基础性影响,促进了文学格局中主流价值、主体意识和主导倾向的形成。
文学:意识形态的生成方式文学独立的标识,既在于文学形式有着独特的审美创造,更在于文学成为与众不同的意识存在,使其能够从历史、哲学、经济、法律等领域中独立出来,不仅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更成为“有意味”的内容。
这就需要我们从精神生活、行政批判、社会情趣等角度观察秦汉文学在内容方面如何充实并独立成为特有的表述空间。
在讨论秦汉社会精神与文学形态时,可以民间精神生活和想象空间对文学认知的影响为视角,抓住秦汉民间信仰和官方信仰的互动关系,利用出土简帛和画像石作为印证资料,对神话、小说乃至部分诗文的想象模式进行比较研究,通过个案分析,历时性地考察秦汉时期民间信仰的变迁及具体线索。
研究秦汉思想、观念和风俗,既能看到诸子思想如何经过官方主导变成社会意识,又能看到非主流的社会认知如何在民间流传、整合、分流、演化,变异为汉人的想象空间和精神世界,能够对秦汉基于“大传统”的庙堂文学与基于“小传统”的民间文学的二元格局进行整体观照,弥合某些支离破碎的描述,更为立体地勾勒出想象空间和精神生活对秦汉、魏晋文学演进的作用方式。
在行政批判、社会情绪与文学基调的研究中,要侧重于文本分析和史料考辨,对秦汉重要的典籍创作指向和作者的社会干预意识进行分析,由点到面,采用归纳法阐述秦汉著述的基本用意及其对中国文学基调的作用方式。
秦汉时期国家精神世界由官方的“大传统”与非官方的基于民间信仰的“小传统”汇融而成,以两者间的互补和互动作为切入点,可以讨论社会管理对社会认知、民间信仰、文化心态的作用方式,描绘出秦汉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想象世界,并讨论这些思想、观念、学说的演变轨迹及其诠释的逻辑结构,审视其对文学思想、观念的滋养和塑造。
同时,分析源自于社会思潮的文学认知,在想象世界和精神生活的驱动下如何转化、衍化和分化,并对神话、小说、辞赋、诗歌中相关题材的叙述方式、建构特征、表现逻辑、语言习惯进行系统总结,从精神生活史的角度分析文学认知的变动过程。
这样就可以利用传世文献,参照考古资料,多维度、多层面讨论秦汉文学格局形成的历史环境及其作用方式,拓展研究思路,深化问题意识,细化秦汉研究的诸多线索。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格局之初成”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用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来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解读这两大历史阶段的联系与区别,始终是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最近,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他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前不久经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体现的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
编著这部长达150万字的权威国史专著,历时20载,凝聚着几代国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突出体现了国史的主题和主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壮丽的篇章。
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感天动地的不懈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决策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部国史稿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新中国历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充分展示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充分展示出三大历史性变化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崭新面貌,充分展示出中国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对世界和平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第二,突出体现了新中国发展历程中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取得的理论成果。
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推进改革开放,使国家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历史性的跨越。
积累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和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通过作者的阐述,读者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来之不易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更加深切地领悟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的道理。
与此同时,新中国前30年的历程,是在艰辛探索中走过的。
这部史稿在充分展示成就的同时,做到了不回避曲折和错误,不仅实事求是地写出了犯错误的过程,还深入地分析了犯错误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并且写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错误的历史过程,力求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第三,角度新颖,资料翔实,论从史出,具有鲜明的国史特色。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也是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史与新中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两者又各有侧重。
国史稿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重点写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治国理政的国务活动,不过多反映党的建设和党的其他活动。
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探索历程和重大决策历程,又用更多的笔墨全面体现新中国的建设历程,既有经济建设,也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以一定篇幅反映了外交、国防、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气候灾害等方面的国家大事。
  第四,专门设有序卷,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历史必然性。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一个特色。
全书分为序卷和第一至第四卷。
序卷首先以两章的篇幅概述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近代以来的屈辱史,随后着重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
这样做,能够使读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诞生在实现“中国梦”历程中的划时代意义,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同历史上的中国的密切联系。
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展示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历史厚重感。
  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暂时写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止。
以后的各卷,有待于国史工作者的接续努力。
读了这部厚重的国史著作,更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
我们既不能割裂历史,更不能否定历史。
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就意味着失去了美好的未来。
《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简介“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项目于2008年1月启动,2010年1月完成全国地方志文献搜集及数据库建设,并全面启动甄选与排版工作,2011年下半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12年12月,丛书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寺观卷、人物卷和诗文碑刻卷三大系列,共1039册,涉及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所有省市区县和一些重要乡镇的历代地方志中的各种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文献。
方立天、楼宇烈、牟钟鉴等知名专家充分肯定这一繁浩而艰巨的工程在宗教学术研究上的开拓性意义,认为其必将开辟佛教和道教研究的新局面,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贡献。
近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6000余种地方志中搜罗出与佛教、道教文化相关的文献,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地方志进行最大规模的专题文献的选编和整理。
记者日前采访了丛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何建明。
记者:历代地方志中有关佛教、道教文化的记载,具有怎样的史料价值?何建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家为代表,过去国内外学术文化界对释、道两家历史文化的探讨与研究主要依据佛教《大藏经》和《道藏》等教内文献和其他各种正史文献,而对于数量巨大、更全面真实地反映释、道二家历史文化原貌的地方志文献却极少开发利用,从而使许多的研究只能局限于少数历史人物、思想和事件当中,而对于在各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释、道二家与地方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等更具体的研究,则非常缺乏。
地方志大都是由历代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主修、并由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儒生纂辑的,它不同于中央政府编纂的“国史”,也有别于带有宗教色彩的“藏”书,一方面对于各种“佞佛谄道”予以贬斥,另一方面对于释、道二家有益于劝善戒恶、助贫济困、促进公益和净化风俗等予以褒扬。
因此,《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著录,现存的中国历代地方志大约有8000多种,我们这次直接采用的达到6700多种,是目前对历代地方志文献的最大规模的发掘和利用。
记者:方志文献的梳理和汇总,对认识佛教、道教文化的发展有何帮助?何建明:丛书按照2012年中央政府颁布的最新行政区划,先分为华北、东北、华东等各大区,再按大区内各省市区县乡镇依次排列,并在各行政区划内按方志编纂或刊刻的年代依次排列。
这样既在空间上相互联结成不同形式的整体,又在时间上充分展现出同一地区不同时代方志所反映的释、道两家文化的历史发展面貌。
事实上,释、道两家文化的发展跨地域特征很强,正是如此全面和大规模的地方志文献汇纂,才使得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之间和不同时代之间释、道两家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更真实地呈现出来,从而能够更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出中华释、道两家文化的时空动态流变和中华文化既多元又统一的历史特征。
因此,地方志文献不仅能够反映各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而且通过各地方志之间的关联的、补充,能够共同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历史文化。
记者:这套丛书有1039册之巨,编纂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何建明:这项工程实际上是我25年前刚开始从事释、道两家历史文化研究时就生发的一个愿望,但条件一直不成熟。
直到2006年,我又重新生起了这个愿望,终于在2008年初正式启动了编纂工作。
由于工作量巨大,我们专门招聘了一批研究人员在我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直到今年年初才全部完成。
每页文献都要经历这几道工序:初选、排版、第一次校对、主编助理校勘、第二次校对、主编审校、主编助理最后校正和编排页码。
由于我们对各个方志的内页进行了全面的直接检阅,因此校正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的著录错误60多处。
这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再权威的学术著作都难免会有重要的差错,只有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才能将差错降到最少,从而为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学术作品。
(记者杜羽)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其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我国乃至全人类的防震减灾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是四川大学长江学者徐玖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成果,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巨震减灾系统科学的诞生。
著者将地震救援、恢复、重建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看作一项展现人类文明进程的、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从系统角度看,震灾救援、震后恢复和灾后重建是三个目标各异、功能互补、密切关联的子系统,三者集成为统一整体,递阶优化,不断减少震灾负效应、增加发展正效应,共同推动震后和谐社会建设。
该书根植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所运用或推荐的方法技术、工具手段、操作流程、应对策略,都力求技术可行、经济有效、功能合理、切合实际,能指导巨震灾后应急管理的具体行动。
著者提出巨震会重创震区“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形成“经济次协调、社会亚稳定、生态弱平衡”的非均衡态,非常具有创见性。
该书切实遵循“科学性、学理性、普适性、实用性”的原则,是一部重规律、耐推敲、看得懂、可操作的巨震灾后重建百科全书。
科学性。
从地震灾害系统的特性与要素以及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的整体与结构特征入手,研判关键科学问题,探究救援、恢复、重建的科学规律,提炼科学有效的应对模式,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指导巨震灾后重建工作。
学理性。
从素材收集、实践验证到谋篇布局,直至运笔行文,都有其清晰的脉络和严谨的逻辑。
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问题,凭规范研究解决问题,用专项理论原始创新各领域知识点,以系统工程的思想集成创新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知识体系。
普适性。
结合典型震例,总结全球地震灾害应对经验,针对震灾救援、震后恢复和灾后重建三大环节,提出了普适的操作模式和通用的方法技术,对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地震救援、恢复、重建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实用性。
为服务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书中部分科研成果,以成果要报、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等形式提交给中央及省市政府相关部门,所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对策建议受到中央及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定,被相关职能部门吸收和采纳。
总之可以说,《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立足当前巨震频繁侵袭人类社会、破坏文明成果的历史时期,以百年内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巨震为素材,梳理理论框架,构筑方法体系,网罗历史资料,剖析现实案例,从经济、社会、生态、管理、技术、政策等角度,系统提出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的科学路径和有效模式,使其能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和空间检验的经典著作。
此书的问世,将为人类的防震减灾事业提供许多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和模式。
(作者为中国国际减灾学十年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并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先进性的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从严治党坚守了党的基本立场,回应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国前进的政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了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回应了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的当代命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正确执掌国家政权,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回应了推进自身治理与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命题。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回应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命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人民主体性既表现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又表现在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十九大报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深刻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宗旨问题。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了谁”与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和国家一切价值的享有者相一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依靠谁”与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相一致,发挥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石。
信仰与基石的交汇共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我是谁”的政治定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近百年的艰苦奋斗与努力,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导向的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
行走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艰苦奋斗的道路上,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持续把人民主体地位落在实处;正因为时刻不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生命线,党才能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在这样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从严治党,继续三个方面的自觉行动:一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促成政治发展和社会治理相呼应的格局;二是开辟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和合理表达渠道,把人民群众的力量整合起来;三是将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回应了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的当代命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国前进的政党,其领导地位是由于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主动认同而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的历史使命,促进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高党领导发展能力和水平既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我们要继续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党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使党发挥引领全局的功能,提升党长期执政的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统一党的思想、集中党的力量、协调党的行为,提升党深化改革开放的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为权力运行设置规则,防止市场趋利性向党内的延伸和权力支配性在市场的垄断,使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党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通过制度规范净化党的组织,使党发挥战斗堡垒的功能,提升党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回应了推进自身治理与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的领导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因此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但现实中,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四种危险”: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
某些领导干部革命理想动摇,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懈怠;二是能力不足的危险。
部分党员学习意识薄弱,缺少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不足;三是脱离群众的危险。
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漠,未能抵御权力的腐蚀和利益的诱惑,脱离群众问题突出;四是消极腐败的危险。
某些领导干部价值观念扭曲,法治意识淡薄。
在政党、政府和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更要坚守初心,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增强自身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永远行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道路上,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现实背景下,在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前提下,在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同时,党的建设还必须紧扣党的权力,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与现代化转型,规范各级党委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力,并将这种规范以党内法规、政治规矩与工作制度相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
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实质为规范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权力行为的外在约束;政治规矩是全体党员干部维护中央权威、巩固党的团结、遵循组织原则、端正行为作风的必然要求,实质为践行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和良好作风的自我约束;工作制度是党在领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工作方法与机制的经验总结,实质为规制党的工作方略、方式与方法的程序约束。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将党的权力全面纳入规则约束之中,为依规治党提供蓝图和指南,推进党的自身治理与现代化转型,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从根本上消解党面临的执政危险。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的政治本色、砥砺奋进的意志品质、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团结务实的工作作风、自我革命的决心勇气。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地方治理中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AZZ002】,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地方党委领导发展的权力实现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6BCXJ03】的阶段性成果,有删改。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与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要求在准确分析新时代我国文化创新遇到的新问题基础上,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对实现文化强国战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树立文化发展“新思想”新的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新的伟大的理论,新的伟大的理论又必将指导新的伟大的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需要新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只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才能更好凝聚起应对文化领域内的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强大精神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作为新时代我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深厚的人民性、时代的先进性与历史的传承性,契合当今中国的国情,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与引领力。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怎样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时代课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视野。
制定文化创新的目标目标就是方向,有方向才有凝聚力与动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需要有新的奋斗目标。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中国梦”蕴含了“五位一体”统筹布局、全面建设的具体内容,因而“文化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时,“文化中国梦”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体现着文化的“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现文化创新性的时代转换,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体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特征,具有动员全民族为之坚毅持守、慷慨趋赴的强大感召力。
历史地看,“文化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所追求的文化强国之梦。
在新时代,“文化中国梦”将为伟大民族复兴提供巨大推动力,将为提升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提供理论根基与精神支柱,将为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明国际话语权提供有效指引。
解决文化发展新问题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矛盾出现,矛盾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需要解决新的文化矛盾问题。
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关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是制约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主要障碍。
因此,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文化精神食粮。
为此,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中西部及落后地区的文化政策倾斜与全面支持力度,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充实。
历史地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新格局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更加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新情况。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在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必须创造全面、立体、多元的文化交流方式,才能更广泛更深层次地推动世界文明繁荣发展,构建和谐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确定文化发展新方略文化发展目标已经确立,指导思想已经明确,能否顺利实现,关键要看是否有正确而有力的文化发展举措。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需要新的文化发展举措来全面推动。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中发挥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紧紧将全体人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团结在一起。
这就要求我们,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上,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重点抓好各级组织与领导干部的学习与践行;要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文化空间。
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我们必须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要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引领作用,并将其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加强人民文明素养,实现经济与社会文明同步发展。
在文艺创新发展方面,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最能代表民族的风貌与时代的风气,除要加强社会主义文艺人才队伍的建设之外,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
我们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提升文艺原创力,不断推出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
同时必须加快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基础上,培育新型文化业态,生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推进文化创新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需要有党的领导来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主题,持续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篇章,显现出强大的文化自信。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最有能力引导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政党。
我们党强大的文化领导力,就在于强大的文化创新力,就在于能够解决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问题并引领时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文化领导力,是由自身的政治属性与创新实践能力决定的。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并在各种复杂情况下不断通过对自身理论的实践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保障。
我们肩负着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我们必须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代发展,同时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还要凝聚人类文明成果、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一条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进而努力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历史系)
在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治理难度。
扩大就业、减少失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
当前应当着眼于增加供给、创造需求、挖掘潜力三个关键,促进劳动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近几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体来看,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给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必过于悲观。
据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逐步下降,但总体降幅有限,劳动年龄人口将稳定在亿左右;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也将维持在亿左右。
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更加复杂多变,从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提高的角度来说,应加强对就业形势的预判,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多重影响。
劳动力储备下降引致用工成本上升我国人口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比双双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在整个预测期内(2015—2035)保持下降趋势。
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约为亿,2023年开始将降至9亿以下,2035年将进一步降至8亿以下。
从近期调研的城市看,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当地劳动力储备显著下降。
在山东省某地级市,2016年末16—64岁适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2015年下降了个百分点,比2010年下降了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较2015年提升个百分点。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改变社会抚养结构。
这通常表现为,生产性人口不断缩减,消费性人口不断增多,当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存在较大需求时,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紧缺局面,从而带来劳动力工资成本的上升。
同时,人口老龄化将提高人口抚养比,在不降低养老保障待遇标准的条件下,工作人口的人均养老保障负担将增加,全社会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大幅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此外,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不断提高,对工资、就业条件等诉求也不断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成本。
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山东省某地级市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升。
截至2017年6月底,该市人力资源市场平均招聘工资接近3800元/月,同比增长约16%。
而针对该市多所高校千名2017年毕业的本科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就业期望月薪在5001—8000元的学生占比高达40%。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给企业生产用工及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冲击。
针对山东省某地级市的月度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年来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为%,2016年为%,2017年上半年只有%。
与此同时,针对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等重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用工缺口和用工难问题持续加重,九成多企业连续三年存在用工缺口,八成多企业连续三年存在招工难问题。
【研究心得】大成文体说是指:先有单纯文体(基本文体),然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纯文体浑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浑和文体,浑和文体与浑和文体之间不断相互融渗,最后出现大成文体。
单纯文体是文体的原初形态,因为它只具备某种文体最低限度的特质,故曰单纯文体。
浑和文体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体浑和而成的新文体。
大成文体是几乎所有已有文体随机浑和而成的新文体,是文体演变的最高形态。
犹如生物学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大成文体也几乎可以“通吃”当下所有的已有文体;大成文体的篇幅一般比较庞大,所以也可称为“巨型文体”。
辞赋即大成文体的一个典型代表。
辞赋多源,它是N个父系与N个母族共同孕育、赋形的“巨胎”。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辞赋的渊源文体至少有以下九种:诗经、楚骚、战国策、先秦宫廷俳优艺术、先秦神话、先秦隐语、先秦寓言、先秦俗赋、秦汉说话艺术等。
其实,汉赋浑和的应当还不止这些文体,它几乎整合了所有之前已有文体。
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
”这个“加”,既指语言、修辞方面,也应包括文体方面。
试想:赋之为体,有什么已有文体是不可以“加”进去的?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骚歌谚,抑或言语论说,都可以“无缝对接”。
所以赋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它总是“满满”的,读赋能让人“吃撑”。
西汉司马相如就曾说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说文解字·贝部》:“赋,敛也”,这就说明,赋的本意就是“聚敛”,是一种以聚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
明代屠隆说:“文章道钜,赋尤文家之最钜者。
包举元气,提挟风雷,翕荡千古,奔峭万境,搜罗僻绝,综引出遐,而当巧自铸,师心独运。
岂惟朴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鸿士所怯也。
”此言充分道出了赋的集合性和创造性。
唐传奇、元明清戏曲无疑也属于“大成”之强势文体。
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唐传奇之妙处,正缘于其“文备众体”。
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
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
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
”戏曲的特质及优越性也在于其“无体不备”。
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
”或说,曲为“词余”。
这些也都说明戏曲文体的浑和性。
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综合“左邻右舍”的能力。
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浑和文体是长篇小说,其优越性超过戏剧。
两者虽然都属叙事文学,都有很强的整合性,但戏剧(包括影视)因仰赖舞台(或屏幕),整合性受到一定限制;而小说,变搬演为白言,具有最大限度的整合性。
所以,长篇小说好比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超级恐龙”,拥有无穷的能量和活力。
迄今为止,长篇小说仍无与争锋地雄踞于大成文体的宝座之上。
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
在文学史上,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大成文体。
新的大成文体可以兼包所有的已有文体,其中包括旧的大成文体。
然后,随着新的大成文体的上位,文坛趋于稳定。
直到一段较长时期后,更新的大成文体再次出现。
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大成文体的衍化史。
形成大成文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大成文化”。
《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
”和,是天下之大道。
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说道:“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
”这就说明,和为贵,是“最中国”的文化理念。
《国语·鲁语》记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最高境界的和,古人谓之“太和”。
《周易·乾》曰:“保合太和,乃利贞。
”合和,方能大成。
“合和”与“大成”,早在先秦诸子里即已成为通用熟语和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
《孟子·万章下》云:“集大成。
”《庄子·逍遥游》有“大成之人”。
可见,“大成”之语源于先秦,《周易》《老子》《庄子》《孟子》等很多先秦典籍都曾作为熟词甚至是热词而使用过。
后来,我国各行各业都尚标此说,如大成之乐、大成之人、大成拳、大成美育,孔子便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
此外,明代王艮标揭“大成学”,并作《大成歌》,新中国科学泰斗钱学森提出“大成智慧学”,等等,足见“大成”之流行。
今笔者将“大成”一词引入中国古代文体学中,意在说明,相对而言,中国文化主合,西方文化主分,所以,大成文体“原产”和“盛产”于中国,无愧于我国的文化珍藏。
而无论中西,大成文体说在文学史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等方面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更有利于中国文论走向世界,故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作者:王章才,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浑和与文体演进之关系研究”负责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与偏好聚合重结果轻过程不同,偏好转换为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表达、对话、思辨的机会。
这对于提高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协商能力,培养公共精神,形成理性包容的政治文化都大有裨益。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是对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肯定,也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激励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在协商民主不断“升温”的过程中,有必要从学理上厘清协商民主的边界。
这不仅有利于明确协商民主研究的指向,而且有利于避免协商民主在实践划分上的混乱。
民众话语权与协商民主协商民主首先是一种民主形式,是人民当家作主。
体现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协商民主在根本上是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最大程度地掌握在民众手中,是判断协商民主的重要依据。
话语权是一个外延十分宽泛的概念,西方理论界和国内学术界常在多种语境中使用这一概念。
例如,在阐述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时,葛兰西将话语权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的强制性统治,用以指称被统治阶级自愿服从统治阶级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
在福柯看来,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同时又产生权力,话语本身也是一种实践的权力。
国内学术界除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话语权分析外,还常针对某些阶层、群体、公共事务或结合互联网尤其是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话语权分析。
所谓民众话语权,是指民众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获得及时反馈的一项基本权利。
民众话语权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即民众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各类阶层、团体和群体,如农民、农民工、市民、企业职工以及各种形式的网民群体。
客体包括三个方面,即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的权利;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权利;获得及时反馈的权利。
民众话语权是从现代政治意涵角度对话语权的限定和阐释,强调普通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民众话语权与政治参与是一对相近概念,二者都以普通民众为主体,都以公共决策为中心,都受制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
二者往往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民众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需要通过合法政治参与得到实现。
二者也存在明显区别,如民众话语权是一种权利,而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过程;民众话语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存在合法与否的问题,而政治参与既包括合法的参与,也包括法律规定外的参与。
就目前而言,普通民众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充分的政治参与机会,但民众声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脱节和非连续现象却依旧突出。
建立政治参与与公共决策之间的长效沟通机制,是实现民众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也是扎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
协商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的基础之上。
缺失了民众话语权的政治参与必然流于形式,也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
民众话语权的实现程度决定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着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几率和最终效果。
事实上,民众话语权是协商民主的一个核心要素和重要判断标准。
有些改革实践,如大部门体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低,不应纳入协商民主范畴。
而民主恳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市民服务热线等改革实践,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高,属于民主政治实践,但是否属于协商民主范畴,还应结合协商民主的特征进行判断。
偏好转换与协商民主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以达成共识为目的,但达成共识的方式却不尽相同。
选举民主主要依靠偏好聚合来实现,协商民主则更加强调偏好转换。
偏好聚合是达成共识的常见形式,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多与投票、选举联系在一起,其优点是简单实用、成本较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多数决原则下少数意见易被忽视,过于注重聚合结果而忽视过程,聚合结果并不必然符合最佳选择,在达成共识的同时容易掩盖深层次矛盾等。
偏好转换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上述问题。
偏好转换建立在地位平等和理性沟通基础之上,参与者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见解、诉求;在相互讨论中权衡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或坚持自己的观点,或接受他人的观点,或产生新的想法,最终达成共识。
与偏好聚合相比,偏好转换更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利益诉求、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趋势,能够赋予参与者自由、平等表达的机会,更加注重共识的形成过程而非结果,更容易形成最佳选择,也更容易发现并解决深层次矛盾。
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而言,偏好转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有利于公共精神和良好政治文化的培养。
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共精神的相对欠缺和非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政治发展都会造成消极影响。
与偏好聚合重结果轻过程不同,偏好转换为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表达、对话、思辨的机会。
要想达成共识,参与者就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严格按照协商规则参与话题讨论。
这对于提高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协商能力,培养公共精神,形成理性包容的政治文化都大有裨益。
偏好转换是区分协商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断改革实践是否属于协商民主的重要依据。
有些情形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高,但并不包含明显的偏好转换过程,因而不应纳入协商民主范畴。
例如,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通过整合城管、市政、环保等38条政务热线而开通的一条多功能公共服务热线。
截至2014年底,日均受理电话8000多个,通话时长436小时,日均受理市长(省长)信箱41件、短信73条、微博39条、微信54条。
热线还通过对民众诉求进行分类整理、综合研判,以“呈报件”等形式服务政府决策。
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民众话语权实现,是一种民主政治实践;但在整体上缺少偏好转换的过程,因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
能够明显体现出偏好转换过程的协商民主实践,典型案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江苏南京六合区的“农民议会”、四川遂宁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
这些地方实践为民众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公共平台,民众借此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和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在理性沟通和思辨中实现偏好转换并最终达成共识。
总之,典型的协商民主实践应当包括两个核心要素,即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和运转良好的偏好转换。
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归纳了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共7个协商渠道,以及网络空间中的协商民主实践,都可以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判断。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舆情表达机制建设与协商民主体系构建”、2015年度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协商民主的具体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
  京剧《白蛇传》  世界对中国文化艺术并不陌生。
所谓“中国文化艺术”首先应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可识别性,这种可识别性不仅体现在感观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上。
中国戏曲是被公认为具有这种可识别性的中国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
长久以来,中国戏曲已经是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的重要成分之一,其“走出去”的效果在梅兰芳时代就有独特的体现——中国戏曲由此被世界戏剧界列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框架下,昆曲、京剧分别于2001年和201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体现了以戏曲为代表的民族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化艺术的世界共享性。
  然而,在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的过程中,留给人们的反思也是多样的和复杂的。
其中,关于“受众”的讨论近期才逐渐进入主要议题,“为中国文化艺术寻找适宜的国外受众”是提升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之有效性的重要环节之一。
文化艺术的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对于像中国戏曲这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艺术体系和审美标准的中国文化艺术,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在文化多元性、艺术多样性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国内的传播都很难再度回到早期戏曲传播的“大众性”阶段,但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些特殊的群体、适宜的群体,他们具有某种需要并具备某种素质,能够较为有效地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化艺术,并继而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在他国的传播者。
因此,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迫切需要在找到“适宜的受众”和构建“多层次受众体系”等方面开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是20世纪初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发展到今天这个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赋予了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之战略以全新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只有通过深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有机结合,才能够使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进入新阶段。
  “具有某种需要并具备某种素质,能够率先、较为有效地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化艺术,并继而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播者”的那些“特殊的群体,适宜的群体”可能首先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艺术学者、艺术教育家、艺术创意与管理者、艺术机构、媒体等与文化艺术密切相关者。
梅兰芳访美和访苏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要树立“受众”的观点,要研究受众的构成,谁是最合适的目标受众?为此,梅兰芳精心准备了八年,才开始旅美行程。
梅兰芳每到一处,都要与当地的艺术家、艺术学者、艺术评论家等进行座谈、交流,与媒体见面,得到同行的认可、评价,通过艺术家同行的接受来影响和带动其他受众的理解、欣赏和接受。
在美国,梅兰芳被波莫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分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在前苏联,中国戏曲被世界戏剧家同行确立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
“找到适宜的受众”是提升中国文化艺术国际传播有效性的有力途径。
  西方学者赫斯曼1983年从文化市场学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文化艺术产品适宜消费者的三个层次论,赫斯曼认为:文化艺术产品因其具有抽象性、主观体验性、非实用性、独特性和整体性五大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产品。
从市场学的角度分析,文化艺术产品最合适的接受群体首先是艺术家本体,然后是艺术领域的其他工作者,最后才是广大受众。
1993年,国际文化市场学家科尔伯特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文化艺术产品的复杂性理论,他认为,文化艺术产品因其独特的艺术或技术特征,受众需要首先熟悉这类产品的艺术或技术特征才能欣赏和接受这类产品。
因此,最合适的受众首先是有能力了解和理解其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的那些群体,否则,会因为不熟悉而拒绝,因为理解的难度而不喜欢,因为最初的不喜欢的体验,而导致很难第二次接近。
故而长期以来,以中国戏曲为例,为了使海外“大众”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戏曲,只好选择诸如《三岔口》《拾玉镯》一类的“动作戏”作为对外演出的主要剧目,而那些承载着中国戏曲深刻的文化内涵、独有的艺术特征、完整的美学体系的经典剧目却难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所共享。
今天,这一“面向大众”的“走出去”战略与策略无论是基于历史实践还是基于经典理论,都不再能够满足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战略需要更新理念,需要建立新的“受众观”。
  如果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面向的第一个群体是艺术家、艺术学者、艺术教育家、艺术创意与管理者、艺术机构、媒体等与文化艺术密切相关者,那么,第二个群体可能是全球未来的艺术家及其相关群体,这个群体尤以当下的国外艺术大学的师生为代表。
他们比一般大众更具备深入理解和欣赏文化内涵丰富、艺术特征突出、美学体系独特的中国文化艺术之素养,并且他们具有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的主动性,希望探索跨文化的艺术创新,他们继而将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在海外的传播者。
2007年,中国戏曲学院建立了由全球14所顶级戏剧院校和艺术大学组成的国际艺术实验联盟,5年中完成了11个合作项目的实施,有深入交流的海外艺术家和艺术大学专家1181人,涉及36个国家,这个群体不仅在北美成功演绎了戏曲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且在欧洲成功巡回商演了戏曲版的《夜莺》,这个群体所培养和影响的当地受众不仅从数量上迅速成长,而且从接受程度上逐渐趋于对“原汁原味”的追求。
以中国戏曲学院和美国宾汉顿大学共建的中国戏曲孔子学院为突出代表,自2009年至2013年底,戏曲孔子学院除了汉语课程以外共开设了21门京剧课程,分别学习戏曲身段、武打、脸谱、音乐等,选课学生433人,所开展的中国文化艺术活动、讲座、展览和演出,累计受众三万余人。
不仅如此,戏曲孔子学院已经连续两年入选美国政府的“星谈计划”,美国政府每年拨款9万元美金来举办“中国之声:从京剧表演中学习汉语”夏令营。
第三个群体才是有个人兴趣的普通大众。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战略与策略研究”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基于以上三个层次构建的系统化的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受众拓展战略能够更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更真实地展现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价值体系、独特艺术魅力、深刻文化内涵,更持续地吸引不同层次的国外受众。
  因此,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战略要建立复杂系统的新观念,从过去注重大事件、大影响、大规模的“热闹文化战略”向注重文化内涵、注重艺术价值、注重美学引导的“深入心灵”的系统化文化战略转移,充分研究多层次的目标受众。
国家战略上,要加大对中外艺术家群体、艺术学术群体、艺术创意和管理群体,以及艺术机构、媒体等相关群体的深度合作予以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上的支持;要鼓励和实质性的扶持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在组织形式上的创新,中国戏曲孔子学院是典型代表之一,就像戏曲进入海外校园、课堂一样,通过组织形式的创新,将中国文化艺术经典课程开进国外校园、课堂;要加大力度鼓励和实质性地扶持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的内容研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人才培养,节约成本,提高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战略与策略研究”首席专家)
由解放军后勤学院黄靖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0GJ229-042),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按计划完成《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研究》专著和研究报告最终成果,上报全军社科规划办,于2012年结项,受到总参谋部蔡英挺副总长批示。
一、研究意义胡主席深刻指出,战略管理是现代军事管理的枢纽。
要以规划计划主导资源配置,以科学管理提高质量效益,通过加强战略筹划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军队资源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物质基础,历来是军队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军队使命任务不断拓展,体系结构日益复杂,建设投入不断扩大,科学统筹资源、有效保障军队建设需求的难度也在迅速增加,迫切需要从全局出发,大力加强军队战略管理和资源统筹。
二、研究思路本课题的研究,坚持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深入贯彻胡主席关于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针对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军队战略管理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紧紧围绕实现有限资源的统筹规划、科学配置,较为系统深入地论述和探讨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力求进一步深化对信息化条件下军队战略管理规律性的认识,为提高我军资源战略管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三、主要内容1.研究报告主要内容第一部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基本内涵。
提出军队资源战略管理,是围绕实现军事战略,从全局高度科学配置和统筹使用军队资源的一系列活动,是军队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从管理对象、管理定位、管理目的和体系架构等方面,探讨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丰富内涵。
第二部分,我军资源战略管理的现状分析。
提出总量不足已不再是我军资源战略管理面临的主要困难,结构和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对问题的具体表现和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三部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
在总体思路上,提出要积极构建结构合理、集中统一的战略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军队资源统筹规划、科学配置机制,强化军队资源投入、使用、转化的全程管控和跟踪问效,努力把有限资源集中到影响和制约战斗力、保障力生成提高的关键环节及军事斗争准备重点领域上来。
在基本要求上,提出要强化作战牵引、搞好统筹兼顾、加强分工协作、突出管理重点、促进融合发展。
第四部分,加强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对策措施。
主要从厘清职能、优化机制、完善政策、改进手段、培养人才、加强评估等方面,提出改进和加强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对策建议。
2.专著主要内容专著由10章及3个附录组成,共计21万字。
第一章至第六章主要从不同侧面论述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基本内涵、地位作用、特点规律和体系架构;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从军队资源战略规划、军队资源统筹配置、军队资源开发利用和军队资源战略评估等方面,研究探讨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主要任务,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附录介绍了美军资源管理基本情况、美军战略管理体系、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思想及资源战略管理实践,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第一章,绪论。
主要界定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基本概念,回顾总结我军资源战略管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阐述新形势下加强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环境分析。
从国家安全形势复杂变化、世界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等三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第三章,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基本特点。
主要有:管理主体的权威性、管理视野的全局性、管理活动的复杂性、管理思维的前瞻性,在论述特点的同时,还研究探讨了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客观规律。
第四章,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体系架构。
从组织体系、运行体系、支撑体系三个层面,研究阐述军队资源战略管理体系的构成情况,以及不同要素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探讨军队资源战略管理体系的运转机理。
第五章,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组织实施。
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职能或流程,具有普通管理活动的特性,即决策、计划、协调、控制。
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任务,主要是军队资源战略规划、军队资源统筹配置、军队资源开发利用和军队资源战略评估。
此外,还应采取有力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军队资源战略管理能力。
主要有,加强战略问题研究、稳步推进军队战略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军队资源战略管理咨询论证制度、积极塑造我军战略管理文化等。
第六章,军队资源战略管理的方法手段。
介绍了目标管理法、循环管理法、系统管理法、路线图法等战略管理方法和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信息手段等主要管理手段。
第七章,军队资源战略规划。
阐述军队资源战略规划的内涵、内容和意义,分析军队资源战略规划制定的过程和方法。
第八章,军队资源统筹配置。
阐述军队资源统筹配置的内涵、方式、主要影响因素和基本要求。
研究分析军队财力、物力、人力资源配置的途径、现状和优化思路。
第九章,军队资源开发利用。
阐述军队资源开发利用的含义和影响因素。
研究分析军队信息、物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路对策。
第十章,军队资源管理评估。
研究军队资源管理评估的一般原理,分析评估流程并构建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海军外交论》,张启良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海军外交是军事社会的一个涉及多种因素、产生多重影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海军战略学研究比较薄弱的学术领域。
本课题以海军外交的发展历程为背景,以海军外交的实践活动为依据,以海军外交的理论建设为指向,运用比较归纳、因果分析和案例考察的方法,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海军外交问题。
一是从认识论的视角,全面观察和深入思考了海军外交的基本范畴。
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科学归纳和合理区分了海军外交的表现形态。
三是根据完善海军外交理论系统的需要,提出了海军外交决策和效果的定性评估依据,开启了海军外交指导理论研究的领域。
四是着眼人民海军的外交理论建设和实践指导,回顾了中国海军外交进程,探讨了中国海军外交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为中国海军外交抓住历史机遇、应对严峻挑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该著史料丰富,逻辑缜密,对海军外交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观察和思考,不仅创造性地构建了海军外交理论体系,而且务实、理性地提出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海军外交的咨询建议。
对揭示海军外交的本质特征和作用规律,探讨新的历史阶段海军外交服务国家外交的途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课题组供稿)
《元代诗学通论》,查洪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价值,但长期以来,这笔珍贵的理论遗产不为人知,有明珠沉埋之憾。
《元代诗学通论》全面梳理、发掘和展示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理论价值。
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元代诗论家认为,诗歌是诗人独立精神的自由表达。
这是元代文人不依附于政治的独立的价值观念的理论反映。
这种独立人格精神和价值观念,是异常珍贵的。
第二,元代诗论家对很多固有诗学理论都有新的开掘、发展和丰富,如自然论、性情论、师心师古论。
如对于“自然”,元代诗论家认为,所谓自然,有天地之自然,有人心之自然。
这样就使“自然论”得到了极大地丰富。
第三,元代诗学为中国诗学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如“自得”这样一个普通的理论概念,在元代成为一个新的诗学范畴,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
又如,元代文人面对很多新的文化课题,例如《春秋》所谓大一统,在元代的现实背景下如何理解,这也在诗学中反映出来。
此外,元代诗学还有不少独特的内容,如对西域诗人群现象的理论思考等。
总之,元代诗学的上述成就,正是《元代诗学通论》才得以发掘并展现给我们。
《社会组织论纲》,王名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本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基于以课题为中心的调研和政策分析,沿“公域”和“公益”的主线,在把握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其主要功能的基础上,以行业协会、社区社会组织、基金会、社会企业和国际NGO为主要对象,系统研究了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及其制度建设问题,提出关于社会组织的新的认知观念,强调社会组织是改革发展的“内生变量”与社会重建的“基本构件”,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分析了我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必然及趋势。
《东亚道教研究》,孙亦平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该成果以文献考据为基础,运用比较宗教学、概念史方法,将道教置于“东亚文化圈”中,以道教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半岛的传播历史为经,以神灵信仰、道教文献、教义思想、养生修道术、医学成就和文化形式为纬,以历史上东亚各国人士对道文化的解读与选择为突破口,通过对东亚(中、日、韩、越)道家和道教资料文献与考古发掘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第一次提出了“东亚道教”的概念,并对东亚道教的历史发展、宗教信仰、思想内涵、文化形式、文化特质、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道教在东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新领域。
其中对道教与天皇制、律令制、神道教、武士道、花郎道、青鹤派、高台道、母道教等的研究,有许多新的独到见解,对一些学术界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体而言,该成果视角新颖、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有助于推进道教史、东亚宗教史乃至整个东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同时,该成果从跨文化视角来研究“东亚道教”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价值,可为推动今天的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宽阔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的理论资源。
《宋代古琴音乐研究》,章华英著,中华书局2013年3月出版。
宋代琴乐研究在我国琴史研究乃至古代音乐史学科知识体系构成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宋代音乐研究也是目前国际国内音乐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
本书是古琴研究领域第一部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断代史著作,除绪论外,主体部分为五章,讨论了宋代宫廷中的古琴音乐、宋代文人与琴、宋代琴僧现象、琴派、琴曲等,资料丰富,论证谨严,从整体上展示了宋代古琴音乐文化的全貌,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所论的见解和观点。
《中国人口:结构与规模的博弈》,莫龙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本书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但定量研究不足的现状,该作品创新性地提出了AECI指数法,通过测度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反映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压力。
该指数法克服了传统人口统计指标无法准确度量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缺陷,在度量老龄化经济压力时,既考虑了老龄化程度,也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了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可量化和可比较。
在提出这一方法的基础上,该书通过人口模拟,结合这一新方法的运用,考察了不同人口发展战略、不同人口政策之下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并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定量评估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
《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郁建兴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本书从国家制度、政府职能与公共管理体制角度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视角独特而新颖。
本书基于中国从转型中国家向城市化国家转变的阶段特征,明确提出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应实现从“行政推动”向“内源发展”的战略转型,农业农村政策重点应由“多予”转向“放活”,通过“解制”、“赋能”,即建立并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基本经济社会体制,和以能力提升为核心改造现有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和干预政策等,确立、巩固农民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三农”活力。
该书立足中国经验,通过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提出了政府职能的“兜底性”特征,明确了政府职能的内容及其优先次序,发展了关于国家角色和政府职能的理论。
此外,本书通过分层次考察当代中国央地、省市县与县乡政府关系,推进了中国政府管理理论,为优质公共政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古汉字发展论》,黄德宽等著,中华书局2014年4月出版。
该成果共分八章。
第一章讨论了汉字理论与汉字发展研究的新进展、汉字发展史的分期、新材料的利用、基础性的工作以及课题重要意义等问题。
第二至第七章按照发展演进的历史阶段将古汉字划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战国文字和秦文字五个类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各类文字进行了描写和分析:(一)客观描述了该类汉字的形体特点,并分析了该类文字相较于前一阶段文字在形体上的发展变化;(二)归纳和揭示了该类文字的结构类型;(三)分析了该类文字的字用情况;(四)举例说明了该类文字的地域特征。
最后一章在前述各章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古汉字阶段汉字体系发展的基本情况、形体发展的基本趋势、构型方式系统的发展情况以及使用和规范情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该成果全景式地反映了古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了古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为汉字发展通史的编撰打下了坚实基础。
该书将包容性增长聚焦在中原经济区这一内陆欠发达传统农区,围绕区域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载体选择,对这一典型区域的产业、城乡、人口、资源、环境等包容性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区域包容性增长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中原经济区包容性增长进行测算和评估,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角度,将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置于包容性增长的逻辑框架,研究了中原经济区包容性增长面临的约束和可行路径,探析将一个新的发展理论落实在具体区域的实践过程,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样本意义。
作者高友才,郑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转型与包容性增长、产业组织与规制管理等。
繁杂多样的中国神话背后深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认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面貌讲述着人与自然关系这一生态主题。
由于原始初民的抽象能力还不发达,必须借助于一些具体的形象、直观的符号与材料,来表达他们对人与自然秩序直观、感性、整体而又混沌的阐释与建构,这便是神话生态伦理意象。
该书对中国神话的五大生态伦理意象进行了深入探索:第一,生命与死亡:原初秩序下人的自然性历程;第二,空间与时间:原初秩序下人与自然的生命场;第三,生存与突围:原初秩序下人与自然的互渗活动;第四,自由与压抑:原初秩序下女性角色与自然的自由;第五,取象与交感:原初秩序下人与自然符号的生命纠集。
该书还总结分析了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对传统自然观形成与走向的直接影响。
作者康琼,湖南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核心提示】观察中国,不要只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
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得好的不过就是30来个国家/地区,人口占比不到10%。
因此,“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但要通过理论“重述”来重新理解和建构既有的社会科学命题,更要通过比较政治研究、尤其是可比较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切实更新我们指向未来的知识系统建构。
  在中国思想界,已经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共识:中国需要由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成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不意味要与既有的话语体系彻底决裂和割舍,事实上没有必要也做不到,而是要在对话基础上兼容并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
作为社会科学最古老也是最基础的学科,政治学有着不容推脱的责任,为重述、有效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作出应有的学科性贡献。
  社会科学的性质与中国经验的挑战  由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组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先贤们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观念化建构。
冷战时期的国际社会科学更是直白的意识形态学,东西方莫不如此。
这样,问题来了: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如何判断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方认为中国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既有观念;一方认为中国是对的,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
两者都反映出我们在观念和话语上的欠缺,社会科学范式的重建势在必行。
  流行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一类是以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
在两类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两国经验的产物,其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
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都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
美国是先建立医院、学校、教会,最后才建立政府的。
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则主要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等人以德国经验为核心建构起来的。
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
  应该说,这两类话语体系对应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现代化经验。
第一波现代化是英国和美国,靠商业集团来推动;第二波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点都有标志性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
问题在于,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
比如,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国家组织已经瘫痪,是政党——布尔什维克成为国家的组织者。
同样,现代中国既不是靠商业集团,也不是靠官僚制,而是依靠政党组织起来的。
可以说,政党组织国家是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
如果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那肯定是错的。
  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特别重视政党研究。
对此,我曾提出过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
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其内核、逻辑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算完成任务了,都需要建构。
很多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好,而是因为国家强大,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然而,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于用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比照现实中的所谓对与错,而对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
在诸种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中,最能揭示作为规范现象的宪法现象自身之独特底蕴的部分,当属宪法教义学,即体系性的、教义性的宪法学。
该书着眼于宪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试图在梳理“法教义学”的概念和倾向性特征之后,着力呈现“宪法教义学”的整体图景:概念、特征、主要工作(宪法解释、建构和体系化)、与其他法律教义学的关系、力量及其界限,尤其特别论证“宪法教义学应当采取规范主义立场”以及“宪法解释的特殊方法”两大论题。
在阐明宪法教义学与现行宪法的紧密关系的基础上,该书探究了在中国以法律性、技术性的方式应对政治性极强的宪法课题的路径,以及构建中国宪法教义学理论体系的可能性,并以多个典型的现实案例为样本演示了宪法教义学分析的技术与力量。
作者白斌,中央财经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法理学、法律思想史等。
该书从解释学的视角出发,明确指出朱熹的《诗经》学是一个理学化的解释学体系,即用理学来诠释《诗经》,从而达到经学与理学的融合。
该书用发展的眼光,对朱熹的《诗经》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探讨,一扫之前静态研究之弊,为研究朱熹《诗经》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空间。
该书还是一部全面地研究朱熹《诗经》学体系的著作,弥补了之前对本论题仅有专题研究而无系统研究的空白与缺憾。
作者郝永,贵州师范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等。
中国古语有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意思是说透过一个三岁儿童的行为举止便可以感受到这孩子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即孩子养成的品格将沿袭一生。
这种古老的观念,也让人们坚定地认为,好人永远善良美好,坏人始终十恶不赦。
然而,近年来发生的特殊道德事件引发热议。
甘肃兰州和河南郑州分别发生了“小偷”勇救落水女童和“小偷”勇救发病老人事件。
这类道德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的“行为一致性”观念相矛盾,引发我们对不道德行为发生后内在心理机制的思考。
不道德行为之后是补偿行为,还是一致性行为对于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引发当事人怎样的后续行为,研究者们说法不一,研究结果也出现分歧。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马顿斯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做了不道德行为,接下来将会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即“一错再错”现象。
这一研究结果也反映了古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猫改不了偷腥”等思想,马尔德和阿奎诺将其称为“行为一致性”。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消极特质或不道德行为的启动,会激发人们随后做出道德行为来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以消除内心的不道德感,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补偿”。
哈佛大学基诺教授研究发现,在实验初期欺骗他人次数较多的被试,后期倾向于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
荷兰心理学家乔丹研究发现,回忆了曾经做过的不道德行为后,当事人会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
美国心理学者泰洛克等人研究发现了类似结果,即在实验初期的道德决策情境中,选择付费给穷人以获取他们身体器官的被试,在之后设置的道德情境中更愿意捐献器官或者做一名志愿者。
对于前文叙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未来需要探明其中的微观心理机制,来进一步解释不道德行为是如何引发当事人的补偿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两种不同现象的。
道德认同影响不道德行为之后的行为道德认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通常也是道德感的指标。
马尔德和阿奎诺的最新研究表明,道德认同是上述分歧的关键因素,即道德认同高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更倾向于做出补偿行为,而道德认同低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做出后续不道德行为。
对于道德补偿的解释机制,心理学家认为,不道德行为会导致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当事人会倾向于通过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洁净行为来修复道德自我概念。
道德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品行的认识,包括自我道德评价、自我道德形象、自尊心、自信心、理想自我和自我道德调控能力等方面。
然而,根据马尔德和阿奎诺的研究结果,可能的解释机制(如图所示)是,对于道德认同高的个体,不道德行为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产生道德补偿行为以修复原有的道德自我概念;对于道德认同低的个体,不道德行为不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不会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使得个体往后会继续做出不道德行为。
由此可见,在道德教育中要重视道德认同的特殊作用。
在管教犯错误的人方面,非洲的巴贝姆巴部族所使用的方法便蕴含着利用道德认同来促进道德补偿行为的思想。
当部落有人犯下错误,族长会让犯错者站到全族人中间,让德高望重的人及部落成员对其进行真诚的赞美,赞扬他曾经为部族作过的贡献,表扬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并对他的犯错表示深切的惋惜。
如此一来,犯错者会从心底发出诚恳的忏悔,改过自新。
因为他知道,在族人心中,他是一个优秀、善良的人。
对德育实践的启示性意义不道德行为之后的微观心理机制和“巴贝姆巴”式教育对我国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首先,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大时代背景下,应该重视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核心作用。
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在开展道德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组织“志愿者服务”、“感恩教育”等活动使公民在实践中感受关爱、领悟崇高、体验诚信、感恩他人,积极引导人们将已有的道德体验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融入到其人格特质中,形成稳定的道德认同。
其次,对于道德认同较高的人,不能因为其偶然的错误就对当事人失望,要给予补偿和改过自新的机会,以维护其原有的高道德认同。
对于道德认同较低的人,可以将其所犯错误作为一种促进情感发展的教育资源来进行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认同水平,从而促进其道德行为。
对于偶然犯错的高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中,不必过度夸大事件,可以给当事人提供补偿的机会,从而维护其道德自我概念和自尊心;在企事业管理中,不宜对其贴标签,应该在企事业管理的容忍范围内,给予谅解。
对于屡次犯错的低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企事业管理和罪犯改造教育中,可以通过各种活动体验、情感培训等方式着力提高当事人的道德认同水平,诱发不道德行为与个体道德自我概念之间的冲突,促使其补偿行为发生,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
(本文得到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CBA120107)资助)(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
该书从世界、日本与中国三维关系的角度出发,对日本从古代至现代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较为系统的历史性考察,从教科书的角度深入分析日本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表明,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是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集体意识的表现,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调整衍变的。
“中国”作为日本人无法忽略的“他者”,在日本构建自身文化定位以及近代性经验时提供了自我确认的想象资源,而这样的想象资源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具体内容和建构方式,都与日本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反映出中国形象所代表的中国、中国人在世界、日本和中国这三个不同而又紧密相关的“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基础、实力和地位。
作者谭建川,西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史、比较教育学等。
已出版专著《日本文化传承的历史透视—明治前启蒙教材研究》。
《中国:创新绿色发展》,日文版名为中国のグリーンニューディール,由日本侨报出版社于2014年2月发行出版。
原著作者胡鞍钢,清华大学教授。
译者石垣优子,日中翻译学院翻译;佐鸟玲子,日中翻译学院翻译。
当今时代,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旱涝频发等等一系列环境危机摆在我们面前,人类正处在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
如何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世界在行动,世界也在关注中国。
《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一书是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对世情、国情、省情长期研究思考和实地调研考察的结晶,是中国学者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阐述“中国理论”、介绍“中国创新”的一部著作。
该书从人类历史总体进程和世界视野出发,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以绿色工业革命为主线,以绿色发展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绿色发展实践为佐证,展现了中国的伟大绿色创新,展望了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光辉前景,设计了中国绿色现代化的目标与蓝图。
该书兼顾严谨的学术论证与通俗的文风表述,从国内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等多个维度对绿色发展这一抽象概念进行全面、生动的阐释。
书中充分表达了一位中国学者的自然观、文明观和发展观:自然观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文明观就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绿色文明;发展观就是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观。
该书日文版在2014年1月出版后,日本立即刮起了一阵来自中国的“绿色旋风”。
有媒体报道,日本两大发行公司东贩和日贩分别向日本侨报社发来订单,连续六次订购该书。
2014年3月22日,日方出版社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创新绿色发展》等新书的发布会,各界学者和中日新闻媒体共聚一堂,交换意见。
翌日,出版单位还在北京举行了出版祝贺会,吸引了朝日新闻、西日本新闻、每日新闻、共同社、时事通信、东京新闻、读卖新闻、日经新闻、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教育在线、光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人民中国等多家中日媒体参加。
《人民中国》5月号对该活动进行了介绍。
光明网时政频道还以《胡鞍钢:我为什么把李克强称为“环保总理”》为题对该活动进行了报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源》,俄文版名为поискиистоковтеортическойсистемысоциализмаскитайскойспецифико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涅斯托尔历史出版社(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Моск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于2013年8月合作出版发行。
该书原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袁秉达为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译者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翻译团队,俄文审校为首都师范大学蔡晖教授。
该书最大特色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与流的结合中,阐明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体系与大体系的逻辑关系和基本内容。
一方面,十分注重分析论证新时期每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理论成果产生的时代背景、现实基础、思想渊源和形成历程,阐明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逻辑结构、精神实质及其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贡献;另一方面从“探源”的角度,分析和论证新时期三大创新理论成果承上启下、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辩证统一关系。
特别注重在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提炼和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和结构。
该书还多角度地体现了理论背后的方法论特点和启示,既把方法论渗透在各个章节的理论阐述过程中,又单列第六章集中论证新时期我党理论创新的方法和风格,提出了新时期理论创新的两种基本范式的比较研究:一种是邓小平式的“继承、纠错、发展”的理论创新范式;另一种是邓小平以后的“坚持、突破、完善”的理论创新范式。
通过理论创新不同范式的比较研究,强调集成创新在理论整合和体系架构中的价值和意义。
该书的发布在俄罗斯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等汉学家出席了新书发布会。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谢尔盖艾尔利赫评价该书将有助于更多的俄罗斯人了解今日中国的成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渊源。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英文版名称为ChineseEconomyinDisequilibrium,该书国内英文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国际英文版由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Group)于2013年11月同步出版发行。
原著作者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
译者陈菽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系学士,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厉以宁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亲历者和参与者,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在比较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的运行,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就是首次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经济理论”的系统阐述。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该书蕴藏的深刻思想和理论价值。
1998年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2009年入选“中国文库新中国六十周年特辑”,厉以宁也因此书的贡献而荣获“2009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对该书的出版发行非常重视,在推出纸质书的同时,该书电子版也在SpringerLink平台和AmazonKindle同步上线。
施普林格官方网站以及亚马逊等主要图书零售商均已开始销售该书。
中国约两百家大学图书馆以及海外几千家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所均已订购。
此外,该书同时被收入外研社施普林格“中华学术文库”(英文丛书)。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英文版名称为TheTheoreticSystemofChina’sMacroeconomicAnalysis,2013年5月由天窗出版集团(EnrichProfessionalPublishingGroup)出版发行。
原著作者郑超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译者JaneSusanElliott,为前英国外交官,1990-1997年、2000-2002年曾驻香港领事馆,现退休后兼职翻译、编辑及索引编制员。
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同时,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创造体制转型、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协同转型的成功范例。
然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基本上是在正统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内进行的,在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和不完备的条件下开展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的实证研究,或者直接使用正统宏观经济理论的结构方程,或者过度依赖针对具体问题的专门(adhoc)理论假说。
有鉴于此,该书正是吸取19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操作的历史经验,探索性地建立中国总供给总需求(AD-AS)分析的理论框架,进而在中国AD-AS模型体系的支持下,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最新发展出发,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机制及其与开放经济的交互作用,并且建立面向需求管理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计量模型,辅助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实时跟踪研究。
该书属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其最大特点在于作者的一套独特的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所以很受各国图书馆及研究学者的欢迎。
在出版一年的时间里,已在全球190所大学图书馆、5所政府图书馆,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及律师事务所的图书馆中均有收藏。
其中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包括:英国哈佛商学院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图书馆、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等;政府机构包括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著名公司包括:花旗银行、MeyerBrown师行等跨国公司图书馆。
该书在美国的销量创下了目前单本图书的新高,单单有馆藏的图书馆已经超过90所。
不但如此,在新加坡的销量也是单本书最高,几乎所有新加坡的大学都有收藏本书。
此外,出版方与英国的LightningSource,印度的M/SSarasBooks,泰国的,以及台湾的建立关系,在欧洲、亚洲,以及澳洲不断扩大《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一书的影响力。
值得期待的是,该书书评已被推荐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entralAsiaticJournal,目前正在审阅的阶段,预计会于今年年底时刊载。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英文版名称为ChineseArchitecture:ArtandArtifacts,由圣智学习出版公司(CengageLearning)于2013年2月出版发行。
作者梁思成,该著作为作者用英文撰写,此次重新编选而成。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建筑教育家,他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书整理汇集了梁思成论述、考察中国建筑的系列论文,辅以多幅配图,以论著的形式系统呈现给海外读者,最大限度地体现出该书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2011年4月20日,纪念梁思成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期间专门为该书国内双语版举行新书首发式。
CCTV读书频道以“梁思成建筑知识普及读本《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为题邀请专家进行了专访。
意大利最著名的建筑、设计杂志,以全面、客观、及时报道全球建筑著称的Domus杂志,邀请出版社就该书撰文评介,这无疑为其书打开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市场做了扎实的铺垫。
该书海外版出版方对《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书的出版发行非常重视,将其列入圣智中国建筑艺术系列丛书,精心编排,并大力推广。
目前该书在其官网及亚马逊等主要图书零售商均已开始销售,中国约两百家大学图书馆以及海外几千家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所均已订购。
为方便读者在网上搜索,出版方还为该书设计了独立主页,并带有在社交网站分享链接的功能,读者可从该主页下载该书宣传单,期刊编辑、记者、博主等可在该主页获取免费赠阅本。
  傅璇琮资料照片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傅璇琮1月23日在京去世,享年83岁。
傅璇琮一生致力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著述宏富,被学界认为是近30年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
  傅璇琮1933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10月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
1958年3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7月调入中华书局,先后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
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他还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职。
  傅璇琮参与制订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撰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唐翰林学士传论》《唐诗论学丛稿》等专著,有《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合著)等古籍整理著作,参与主编《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全宋笔记》《全唐五代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校笺》《宋登科记考》《宁波通史》等。
  2015年12月,傅璇琮的专著《唐代科举与文学》获得第三届思勉原创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评价说:“傅先生是最近30年唐代文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中国古籍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一系列著作对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扬在微博中表示:“傅先生对于我们治唐史者而言,是真正的开拓者,特别对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他的工作尤其重要。
他前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无疑是名作,晚年用力唐翰林学士生平考辨,是晚近唐代文史著作中最具意义和功力的著作之一。
”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将来有谁像梁启超做《清代学术概论》那样,做一本当代中国的学术史,里面如果不出现傅璇琮先生的内容,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
”  与大多数学者不同,傅璇琮一生中主要身份是出版社的编辑,而非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学术研究。
对此,他曾表示:“有人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说法我并不大同意。
因为一个好的有心的编辑,在工作中所学到的有时比在学校或研究机构中要实际得多,有用得多。
”  近年来,傅璇琮将很大精力投入到《续修四库提要》的编纂工作,他在为该书撰写的《总序》中写道:“我们希望,《续修四库提要》能够与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合在一起,成为对中国古代学术典籍构成的学术史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并以之为后世的古典学术研究搭建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
”  傅璇琮的许多文章、所出版作品的评论文章和相关作品的新闻报道曾发表在本报和本报的子报刊网。
  (本报记者董山峰杜羽)
资料图片三我随蔡先生学习期间,记忆较深的是他对史料的掌握和对问题的洞察力。
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其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木华黎后裔塔思与霸都鲁的关系是兄弟还是父子。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等传”,称安童(霸都鲁之子)为木华黎三世孙,塔思与霸都鲁是兄弟,元人文献有《东平王世家》可证。
但《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称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由于安童世系排序变化,霸都鲁也递减一世,塔思与霸都鲁则成了父子关系。
这个世系排列又见元明善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
《元史》在此问题上前后抵牾,并由此涉及木华黎家族其他人的世系排列,导致紊乱。
我文章的结论是塔思与霸都鲁为兄弟关系,即《东平王世家》的记载可靠;元明善在过录《世家》时可能出现了误载。
文章送给蔡先生讨教,他指出元明善过录《世家》有误是文章的重点部分,应着力说明。
接着对我说,写证据不足、带有推理性的文章,要充分掌握已有的材料,运用自如。
推理时逻辑性要强,不要只讲有利的一面,不利的方面也要讲,要试予解答,这样容易让人信服。
几天以后,即1992年3月5日,蔡先生又给我写了张便笺,说:“黄溍有《宝忠堂记》一文,即为朵儿直班而作,文中有‘然自鲁王父子,下逮东平之三世,易名节惠,悉冠以忠’等语,见黄文献集卷七,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可供参考。
”我在修改文章时补入了这则史料,并按先生的意见加强了重点部分的论述。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蒙古史研究》第四辑上。
蔡先生用力最多、费时最长的工作是参与和主编《中国通史》。
1953年,蔡先生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转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范文澜编写多卷本的中国通史。
范老1967年去世,生前完成三编四册。
蔡先生担负起这项艰巨工作,续写唐代以后各册。
范老编的前四册,线索比较单一,按专题的方式,政治、经济、战争、文化分别叙述,不是绝对地照时间排列。
但从第五册开始,同一时期涉及的朝代较多,宋、辽、金、夏并存。
根据这个特点,蔡先生改为以时期为限、分别记叙的写法,将政治、经济等结合在一起。
这样易于贯通,清晰了然。
续编的六册并不拘泥于前四册的写法,六册之间的写法也不完全雷同。
第十册清代经济就单独立了一章。
按照原计划,共写十册,第十册写到清嘉庆朝为止。
后来觉得应将清朝的历史写完。
许多学者和读者也建言补上清道光至宣统晚清史。
蔡先生又增加了编写第十一、十二册的计划,记叙清王朝由衰落到灭亡的过程。
按照通史前十册的体例,要写成不同于通行近代史的晚清史,蔡先生的做法是侧重于清王朝本身的叙述,这样就与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的通行近代史著作区分开来,也从体例上与前十册保持了一致。
作为《中国通史》第十一、十二册的主编,蔡先生并不是把别人提供的初稿拿来即用,而是深思熟虑,重新进行构思,亲自定稿。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中,蔡先生与我谈起了他的设想。
他说《中国通史》第十一、十二册的逻辑关系是:中日战争——变法,列强入侵——再变法,直至民主革命。
同时他又说了几点意见——(一)书中只用“洋务”和“洋务派”的提法,不用“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编写近代史资料丛刊时提出的,后被大家沿用。
实际上“运动”一词不妥。
近代史涉外事宜很多,可统称为洋务,但不能专门划出一个洋务运动。
(二)对战争的提法,过去的书中均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等,标准不统一,分别是因战争起因而得名,因干支纪年和因交战国而得名。
蔡先生在书中做了处理,使用了“英国入侵”“中日战争”“中法战争”。
戊戌变法也改称“清廷变法”。
在一部书中统一了称谓。
(三)书中称孙文不称为孙中山。
称孙中山是习惯上的称呼。
孙中山姓孙名文,字德明,号逸仙。
因他从事革命活动,曾化名“中山樵”,国民党人尊称他为中山先生。
历史书应用他的本名孙文。
(四)书中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侵略”这个词。
帝国主义说的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后面不宜用“侵略”这个动词。
书中统一使用“外国入侵”或“列强入侵”。
这些细节,蔡先生都体察到了,并进行了细微的辨析,体现出一位学者坚持严谨治学独立思考的精神。
不同文化产业概念的辨析世界各国、地区和国际组织对文化产业的称谓并不一样,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外,还有内容产业、体验经济、版权产业(美国除了使用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外,开始更多地使用“版权产业”的概念,以强调“版权”对文化产业的关键作用)等名称(见表1)。
本文这一部分,将对这些名词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文化产业各称谓内涵的辨析。
(1)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ies)。
作为一个不断拓展演进的概念,文化产业是有着巨大生成力的开放的创新理念,它强调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融。
概括起来,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可区分为两派:“理论—意识形态文化产业”和“应用文化产业”。
前者强调的是商业模式的文化活动操作方式,是指商业原则下的不同种类的知识产品的生产。
后者指的是那些具有物质性、实体性的产业基础,包括电影制作、录音设施、报纸的高速印刷线,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台,甚至剧院和舞台表演等大型场所。
⑦这两种类别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2)创意产业(CreativeIndustry)。
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的国家。
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把创意产业纳入正式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
我国目前统计指标体系中与“创意产业”概念最为接近的是“文化产业”。
创意产业的概念是对狭义文化产业概念的拓展,它是以新经济为基础,以工业规模生产,全球化或地方化为特征的产业。
但是,创意产业离不开文化内容,所以其最精炼的概括应该是将传统的文化内容作为中间投入品进行规模化生产的产业。
(3)内容产业(ContentIndustry)。
与文化产业相近的概念还有内容产业,也称为“信息内容服务产业”。
实质上是广义文化信息的数字化,是基于新兴数字化信息技术,融合了出版、广播影视、通信网络等多种媒体形态,从事制造、生产和传播有关信息文化内容的综合产业。
内容产业的凸现反映了文化产业与信息和通讯产业的产业融合。
尽管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概念产生的背景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三者同属于知识产业,具有明显的交叉和重叠。
从广义上看,它们都居于知识产业链的上游。
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本质上属于知识生产,而创意产业居于知识服务,它以创意对其他产业的融入和渗透为表现形式。
文化是这三者的聚焦点。
从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看,创意产业脱胎于文化产业。
当今,创意产业在某些国家已经从不同产业部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
价值链(ValueChain)视角下的文化产业各称谓辨析。
通过对这些命名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其包括的行业大同小异,因而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价值链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波特指出,企业的每一项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的一切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这项动态过程称为价值链。
在分析制造业价值链时,波特将整个价值的生产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输入后勤;二是制造;三是输出后勤;四是营销;五是服务。
那么,相应的文化产业的生产也可以划分五个阶段(图1):一是引入,这是将文化内容引入产品生产的过程,文化内容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基调;二是产品形成,这是生产商、编辑、设备供应商等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共同创意并形成产品的过程;三是流通,这是文化产品流通的过程,其中的参与者主要是代理商、发行人及各种参与促进流通的中间人;四是发送,这部分是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点,主要包括影剧院、电视、书店、博物馆等;五是售后,包括批评家的角色、消费者评价收集等。
根据对文化产业生产五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其侧重点不同。
引入阶段,侧重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是“原料”投入的过程,将这一阶段看作产业核心的人将其命名为内容产业。
产品形成过程凝结了众多拥有不同技能人员的创意劳动,因而也形成了产品的版权核心,将这一环节看作产业核心的人将其命名为版权产业。
流通是一个产品传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和眼球,为下一步的发送做必要准备,所以这一环节可称为注意力经济。
最后,发送和售后是将产品交给消费者的过程以及听取反馈的过程,这个过程带给消费者的是一种体验,因而可称作体验产业。
同样是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将文化内容看作这个产业核心的人,将其命名为文化产业。
将创意过程看做产业核心的人则将其命名为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是二者的折中,但在价值链这个分析框架下,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
文化产业的构成条件及分类我国文化产业的构成条件及类别新探。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
但并不是所有与文化产品相关的产业都是文化产业,即使同为文化产业,不同行业也有较大的区别。
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依托的产品是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必须具备文化价值比率标准(条件1),即文化企业在生产或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借助文化资源,其产品或服务中文化要素价值所占部分至少超过50%。
由于文化是一种无形要素,会使得这一衡量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难度,需要财务会计制度等多项工作的配套;其二,文化产品是精神文化产品,其使用价值超过物质产品的一般功能性需求,与此同时,消费获得的主要是精神文化效用(条件2)。
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产品必须具备工业生产特征(条件3)。
工业特征的根本表现是规模化和标准化,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应具备这个特征。
核心的文化产品所包含的内容应当是信息表现形式,即文字、声音、图像等(条件4),其生产和传播所借助的主要手段是媒体信息技术(条件5)。
根据文化产品包含的内容,可将文化产品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声、图、文”为信息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种内容可以物化在信息的物理载体(如图书、光盘)中,也可以是通过特定的生产手段直接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例如广播电视服务或文化演出服务等;第二种是非“声、图、文”信息表现形式的物质实体(条件6),这种产品主要是通过物质实体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文化内涵,例如文化产品的衍生品等;第三种是以非“声、图、文”表现形式存在的、依赖于消费过程的无形文化产品即文化服务(条件7)。
我们将以上特征进行了编码,转化成文化产业的7个构成条件。
但并不是说,只有满足这7个构成条件的产业才是文化产业。
这些条件并非全是必要条件,不同条件的组合代表了不同类别的文化产业。
  甘惜分资料图片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引吭高歌和摇旗呐喊,却也难于沉默不语,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着自己的追求……  用一个世纪的风雨,甘惜分收获了一个称谓——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
100年只是一瞬,但新中国新闻学却由此发端,并蓬勃发展,指引着时代忠实的记录者。
  他的故事,也是新闻学的故事。
1916年,甘惜分出生在四川省邻水县。
他是孤儿,由大哥带大,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深造,来到乡村小学教书。
为了多读书,他加入了当地的秘密读书会,却由此接触到进步思想,“每次去,都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
1938年,他终于来到延安并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转折”。
  1945年,甘惜分担任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
“当记者是我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以邹韬奋为首的进步报刊过去曾给过我很大鼓舞,我就想做邹韬奋式的人物,当个新闻记者,现在圆梦了。
”甘惜分在自传中这样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甘惜分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教员,任务是讲授新闻理论。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甘惜分再也没有离开人大校园。
  甘惜分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告诉记者:“那是段百废待兴的日子,当时,莫斯科大学对口支援人民大学,他们的专业也复制过来。
当时没有新闻学理论教材,只有苏联高级党校编写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苏维埃新闻的理论和实践》。
这本书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史料,只总结了描述性的几条原则,如‘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等。
理论上基本是空白。
甘老师从自己的讲义和经历出发,开创了新中国新闻学体系,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理论基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本书是新闻学子和宣传干部的必备教材。
之后的新闻理论著作,都是基于甘老的理论框架写就的。
之后,甘老师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新闻学大辞典》,此前学界没有新闻学的工具书。
”  在60多年的教书生涯里,甘惜分带出了10位博士生,有新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也有唯一的女性学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
  在学生眼中,他是个要求严格的长者。
刘燕南记得,甘老师对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唯一的标准是学术标准。
”当时甘老师近80岁了,每周三学校例会也是老师定期测试的时间:“又读了什么书、有哪些思考、有什么进益,是必问的,每次我都很紧张。
老师总要求我们终身学习、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我记得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甘老师把我的论文复印了很多份,每个师兄都有一份,征求每个人的意见,让我从中梳理出自己的研究主线。
”  喻国明记得,自己和甘老师的初见是从“泼冷水”开始的,“你文章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不说我还明白,越说我越糊涂。
一个研究传播的人却不能把话说得让人明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学生都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
而他的学生们,每年有两个“法定”看望老师的日子,每年元旦和4月17日老师生日。
老师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殷殷希望。
“他不太关注生活细节,总是告诉我们要抓大问题,把生活恩怨等小节放在一边,‘一个人精力有限,要用有限的精力做更有用的事情’。
他曾经受过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对这些毫无所求,只专注学术。
也许这是他长寿的秘诀。
”喻国明说。
  他和学生们最后的相聚在8天前。
“那天他精神很好,一见面就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刘燕南说。
  “他仍风趣幽默,说我的眼睛胖得剩下一条线,说刘燕南还是那么漂亮。
仍对我们严格要求,让我们每人每年都要出一本有分量的著作。
”喻国明说。
  而甘惜分老师,在几天后飘然远去了,就像他多年前曾不告而别,离开家人投奔延安一样,这次仍是没有征兆的。
但他的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他的名字将记入新中国的新闻史,让后来者追思。
  (本报北京1月9日电本报记者姚晓丹)
陈来先生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
30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以其严谨深刻的思考,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是2015年出版的新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深入辨析了中西核心价值观的异同,引起了社会各界很大关注。
自1969年起,陈来就开始自学哲学社会科学。
而他真正的学术历程始于1978年——那一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
他的硕士论文是《论朱熹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这个题目以前没有人做过研究。
为此,他详细考证朱子书信的写作年代,先作了《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论文的叙述分析打下了坚实的文献考证基础。
这本书也成为陈来最早的学术著作。
1981年,陈来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82年报考博士生,之后在张岱年的指导下于198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成为新中国首位哲学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把对理气先后论的研究扩大到整个朱子哲学。
此后,陈来又转向对阳明学的研究,1991年春出版了《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把中国学者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提高至世界前沿水平。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上,陈来还出版了《宋明理学》《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宋元明哲学史教程》等书,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陈来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思想研究和现代哲学研究,他先后出版了《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两部著作。
《古代宗教与伦理》交叉使用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学等方法,对夏商周的宗教与伦理观念作了综合性思想史的研究,对儒家思想的根源做了全面探索。
季羡林曾由此书而感叹:“居今之世,研究国学而不能通西学,其成就与贡献必将受到局限,此事理之至者。
陈来先生正是一位博通今古、融汇古今东西的学者。
”自80年代后期以来,陈来一直积极参加有关传统与现代化的文化论争。
他关注并努力回应思想文化界的反传统声浪,也写了不少文章和评论,反对激进的反传统思潮。
《人文主义的视界》《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陈来十分关注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著作即是他思考成果的汇集。
陈来研究范围广泛,对于古代、近古、现代的中国哲学都有涉猎。
他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哲学研究的动向和挑战,而且继承了冯友兰、张岱年的治学方法,重视对文本资料的深入解读和内在理解,长于对古代哲学的概念分析,注重揭示出中国古代哲学固有的问题意识。
他既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与考察,又注重以西方哲学作为比较和参照的背景,视野较宽,且能交叉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方法,开辟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新维度。
也许是儒家哲学的浸染,陈来身上总是带着一种中正平和之气。
他十分注重对学生的培养,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每一个学生的论文都会亲自修改,细致到论文里引用材料的标点符号。
很多弟子都一直保留着当年自己论文上的批注,这无疑是先生给学生最珍贵的礼物。
他对学生提出“两条腿走路”,不仅希望学生学术上有所成就,更要在德行上有所坚守,他以自己的智慧为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更为中国思想界的未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出版社而立之年,情怀不改董风云(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主任)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作为学术出版的一方重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刚刚度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
而立之年最好的礼物,就是为广大读者献上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图书。
皮书、列国志、中国史话、学术集刊与甲骨文等知名品牌,在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助力学术评价及传播方面体现了自身的社会担当与人文情怀。
而以翻译国外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为主、面向社会大众的“甲骨文书系”表现尤为突出。
《金雀花王朝》是今年很受欢迎的一本著作,作者是年轻的英国史学家丹·琼斯。
尽管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遥远的英国中世纪史读起来颇有穿越的感觉,但提到书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比如狮心王理查、大宪章、黑太子、百年战争等——《冰与火之歌》就是取材于这段历史。
另一本备受赞誉的书是来自英国学者基思·罗威的《野蛮大陆》。
这本立足于八种语言的原始档案、访谈记录和学术著作而写就的饱满之作,如同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前那个稍纵即逝的混乱年代。
继2014年的《天国之秋》之后,我们今年推出了美国汉学家裴士锋的另一部作品《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不同于中国现代化是首都与通商口岸启迪内陆的普遍看法,裴士锋认为:湖南人在内部进行的思想改革与论述,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他以17世纪的湖南隐士王夫之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分析其打破传统窠臼的思想如何影响后来的湖南复兴运动,并力图证明当时的湖南种种改革均走在全国之前。
本书的观点虽然颇具争议,但作者的视角独特,论证有力,让人眼界大开。
迈克·达什的《郁金香热》讲述了人类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投机活动与金融泡沫。
17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卷入一股近乎疯狂的郁金香交易热潮,理性尽失,倾家荡产。
对于中国当下的种种投资热,这或许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德国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的《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是一部极少使用专门术语,也很少直接引用深奥原著的入门级哲学著作。
作者借用哲学以外的知识来阐述哲学问题,介绍重要的哲学学说。
这本书创造了蝉联16周德国亚马逊销售冠军的纪录,对于一本哲学书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我们注意到其他出版机构在今年出版的一些学术译著也深受喜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理想国译丛”推出了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一部个人史》、伊恩·布鲁马的《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来自上海的“三辉图书”也策划了很多优秀作品,创始人严博飞还获得了“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致敬出版人”的殊荣。
其中最出色的要数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所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天鹅绒监狱》,以及斯蒂芬·平克所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冬日围炉好读书。
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广大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一直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得以长足进步的坚实根基,依托这样厚重的靠山,相信我们的出版事业一定会更上层楼。
何勤华为学,其论著填补中国法学史的学术空白,做得好学问;治校,为华东政法大学开疆拓土、革故鼎新,鼓励师生实干兴邦。
他不仅是治学济世齐头并进的法学教育家,而且是治学修身两相促进的思想者;他不仅是一名正义温暖的法律人,更是一名独立思考的思想者、严于律己的修行人。
研究法学三十多年,何勤华不仅在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研究上建树丰硕,而且拓展了中国法学史、法律文明史等新兴学科的学术空间。
著书立说,填补空白在熟悉何勤华的人眼里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勤勉敬业、令人敬佩的学者。
在他的意识里,好像根本没有明显的“上班、下班”的界限,只要有时间,不管在哪里,他总是在“忙”——看书、写稿、搜集资料、凝神思索。
1999年,何勤华获中国法学会评选的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荣誉称号,成为当时法学研究界的翘楚。
中国古代有没有法学?律学能否代表中国古代法学?中国古代法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何勤华的《中国法学史》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给出了中国法学史的体系、内容、基本概念,填补了中国法学史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目前,何勤华仍在不断修订《西方法学史》,并正在撰写《中国法学史》第四卷——新中国法学卷。
何勤华做学问,要求尽可能减少误差,让结论经得起检验。
无论是几十万字的《20世纪日本法学》、《西方法学史》,还是150万字的《中国法学史》,何勤华在出版前都至少仔细通读四五遍。
对于主编的书籍,他也是非常认真地统稿。
“案头的工作,即使不能保证没有任何错误,也应该讲求万分之一以下的错误率。
”在学术上,何勤华所做的正如在《中国法学史》题记上所写的:“世上最可贵的,并非完美与不朽,而是不停的创新和追求。
”2011年夏,何勤华挂帅担任首席专家,申请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法律文明史”,这是我国第二次设立“法学”类的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预期成果将是16卷本的同名系列专著。
这套书涉及的历史线索特别多,体系庞杂,被邀参与研究并撰稿的学者过百,课题涉猎范围从法律文明的起源一直到当今的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史无前例的综合性法学研究课题。
治校济世,齐头并进作为外国法制史学科的传承者与开拓者,何勤华的辛勤耕耘在16年前就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1999年,何勤华接任了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职务;同年,他执掌华东政法学院帅印,担任校长职务至今年7月。
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是一个务实且开明的“当家人”,更难得的是,他既做得好学问又能为华政开疆拓土、革故鼎新。
在他的主持下,2005年华政松江校区建成,并于2007年获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
2009年起,华政的发展战略定位为“多科性”的高水平大学。
在何勤华眼里,理想的校长形象应该像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兼容并包”、“以学术为宗”、“关注社会进步”的理念。
何勤华担任校长的16年间,华东政法大学的学术水平显著提升,学术团队建设有了本质性的提高。
极富创见的是,学校兴建了一个“司法审判实验室”。
在这里,教师们将利用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真实案例,带领学生读案卷、找问题、适用条文,最后写出法律文书。
学生们到法院实习3个月,最多办30个案件;在这里,平均每个学生可以办50多个案件,而且还能对民事、刑事、行政案件都有所了解,到了工作岗位后,能很快适应。
兴建司法审判实验室,未来将成为法学院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何勤华认为,政法院校有更大的责任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干部,他鼓励师生实干兴邦,鼓励法律人才直接服务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国家方略。
他认为,目前法学家参与国家法治进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做学问、做研究进而以“智库”形式建言献策;另一种是任职政府部门,亲身参与国家的法治建设。
他觉得“法学家从政”的方式能更直接、更有效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
治学修身,两相促进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过:“法律人尽管很多时候和人民站在一起,但他们和权利站在一起的机会永远更多。
”当法律人只为一己私利而奋斗时,他们主张的正义、公平就极具欺骗性。
法律人应当成为具体的正义和权利的关怀者、守护者,从关注身边小事开始,在细微之处传递正义与温暖,在行动之中实现对社会的关怀。
作为一名知行合一、严格而又和善的修行者,何勤华认为,人生在世不仅要能读书,更应会“做人”,做有原则、有定力、守得住底线的人。
法律人特别忌讳“墙头草”式的投机和无原则的“浑水摸鱼”,不能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不顾人格依附于权势。
法律人最可贵的是堂堂正正地做人,不搞尔虞我诈的小动作,以身示范式地维护法律尊严、形成法治信仰最有说服力。
学者人格,有容乃大。
何勤华提倡坐冷板凳,静下心来严谨治学,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甚至是传世之作。
何勤华撰文指出,法治是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结晶,法治是“美丽中国梦”的根基,是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灵魂。
“法治中国”蓝图的描绘,是对人类法治文明传统的精华的吸收与传承。
他认为,国家治理最合适的方式就是法治——法律至上、法律权威、法律神圣,这种法律必须是“良法”,必须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追求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良法;为了使“良法”得到很好地实施,必须要有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必须司法独立,每个公民必须严格守法、尊重法律、敬畏法律、信仰法律,能够处理好法律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同时,全社会必须形成共识,确立一组刚性的法治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权力的分立与制约、司法独立等。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不彰,公义难求。
作为守护社会正义和法治良心的中国法学家,何勤华思考和担忧的东西与众不同,有着更深层次的“法制自觉”和“超前意识”。
何勤华认为,真正的法治不是靠几十部形式立法能够解决的,而是必须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解决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在一个法治深入的时代,最迫切需要的,不是未来新理论的发现者,而是法治的现实追求者和既有成熟理论的诠释者。
法治是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的标尺,尽量排除人的随意性,杜绝拍脑袋式的行政模式,不能僭越法律规定,严格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原则是,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何勤华认为,法史研究必须规范,尤其注重实证,相关学者既应该做到融会贯通,又能够术业有专攻;只有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优化的科研力量配置。
法制史是基础学科,是为法科学生、法律人提供基本素养的奠基石,要做到功底扎实、基础牢靠,以便他们以后更好地学习各部门法、构建自己的法学知识结构,使之更稳固。
作为恢复高考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律人才中的代表,何勤华淡泊宁静,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象牙塔”,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尘世喧嚣保持着一定距离,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思想的光芒、擦拭自己的心灵。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2)》,日文版名称为《人民元国際化報告》,由科学出版社和东京株式会社于2014年2月合作出版发行。
该著作原主编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译者岩谷贵久子,专职翻译。
人民币国际化是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为了忠实记录人民币国际化历程,客观反映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从2012年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组织撰写,得到了财政金融学院、统计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力支持,众多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对报告的修改与完善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该报告首创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用来概括和反映人民币实际行使国际货币职能的程度,可为管理层提供简明直观的决策依据,也是学术界研究相关问题的实用量化指标。
可以说,该报告代表了国内最权威的声音,是最能够反映中国学者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研究水平的论著。
该报告日文版于2014年初在日本出版发行,受到了日本读者广泛关注。
日本经济界人士十分关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的战略走向,该报告可以向日本读者真实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与努力,同时也向日本读者展示了中国学者对的日元国际化发展模式的研究及评价。
日本最权威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在2月初以《走向世界三大货币的战略解说》为题,对该著作进行了评价:与中国其他问题同样,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评价或高或低各有不同。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撰写的这本书,以冷静客观的角度,根据人民币的国际化“从无到有的突破”,分析解说了所面临的现实和今后的课题。
可以预测,二三十年后人民币将与美元和欧元并立成为三大货币。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远远不具备作为结算货币所应有的作用以及预备货币所应有的功能。
因此,建议东南亚联盟、中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应积极使用人民币。
产生这种想法的背景在于,如果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当今贸易体制持续下去,可能会使中国企业因汇率变化遭受“巨大的损失”,由此产生了危机感。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使人们对金融衍生商品等的交易超过实体经济而过于膨胀产生了警惕。
文章还认为,该书主编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政策委员陈雨露。
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到中国政府的中长期货币战略。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其非凡的叙事技艺、全景式的战争描写、鲜明的艺术特征,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三国争雄的战争画卷。
自16世纪成书以来,《三国演义》就不断被人们传诵、阅读和品评,其影响早已走出国门,被译成英、法、日、韩、泰、马来、印尼等数十种语言,有的国家甚至有多种译本。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关联,《三国演义》在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圈国家的影响巨大,传播广泛。
在中南半岛的泰国,《三国演义》同样深受欢迎,在传播广度和嵌入当地文化的深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泰国人对于中国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赵云、刘备、张飞、周瑜等如数家珍,对“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三国故事耳熟能详,由此可以管窥泰国人对《三国演义》的熟稔与喜爱程度。
《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泰文译本1802年才出现。
当时曼谷王朝一世王为了重振因泰缅战火涂炭而衰落的泰国古典文学,御令当时的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洪)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国家文学”的重要举措之一,由此诞生了《三国演义》的经典泰译本《三国》(Samkok,以下简称“洪版《三国》”)。
洪版《三国》内容引人入胜,行文流畅优美,语言简洁明快,别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韵味,被人称作“三国体”。
在随后二百多年间,《三国》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洪版《三国》在泰国并不仅仅是一部外国文学译作,它已被泰国人视为本土文学的经典,对泰国文学发展影响巨大。
它不仅结束了一直以来泰国韵文体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推动了泰国古小说文类的生成,进而促进了小说文类在泰国文坛的生成和发展,为近代西方新小说在泰国迅速蔓延、将泰国文学推进到现代发展阶段打下了良好基础。
20世纪初,洪版《三国》被曼谷王朝六世王时期官方权威的“文学俱乐部”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部分章节后来还被选入中学泰语教科书。
此后,各种版本的泰文《三国》重译本、简译本、缩编本,以及以三国人物和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本、阐释本、评论本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已多达150余种,今天仍在不断推陈出新。
泰国人对三国典故信手拈来,还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泰式“三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
可以说,《三国》已经深植于泰国人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泰国人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一个经典的跨文化文学传播范例,对于考察文学如何进入异文化语境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以及文学的译介与发生学等,均有重要参考意义。
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尽管已有不少文章对此有所涉猎,亦有部分散见于诸如泰国文学史、译介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中,但除裴晓睿、饶芃子等少数学者对相关问题做过学理层面的讨论外,基本都限于对《三国演义》译介概貌等介绍性的文字。
整体看,泰文《三国》的研究主体在泰国,泰国学者因循“比较研究”和“政治研究”两种主流研究范式,以及近年来兴起的艺术文化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的方式,进行《三国》的影响研究和发生学研究。
这些成果尽管质量很高,但也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被简单化和平面化了,很难了解传播过程的全貌,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传播的内在机制和传播模式。
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先从观念和视角上做出改变。
一是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占据主导的并非文本传播方,而是文本接受方。
文学传播往往习惯站在传播方的视角,片面强调元文本的价值,即以文学文本输出国为中心的视角。
在本研究个案中,既往研究多强调《三国演义》的经典性和艺术价值,单方面凸显其施与影响的一面。
但作为接受国一方的泰国,并非一味被动地接受。
恰恰相反,它所接受的《三国》不是简单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传递,而是经过泰国文化的筛选和过滤,将其吸纳到泰国文学的传统之中,内化为泰国本土文学的一部分。
在此过程中,泰国享有充分的选择主动权。
二是跨文化文学传播本质上是文化传播,传播不仅处于泰国的文学场域之下,也处于更宏大的社会场域之中,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
以往研究多拘泥于单一文本细读方式,忽略社会文化关联。
将《三国演义》的传播置于更宏大的泰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引入社会和历史维度,才能展现传播的宏观整体,洞见《三国演义》译介和众多重写创作背后的动机。
三是跨文化文学传播过程十分漫长,并非一蹴而就,由多重不同层级的传播共同构成。
文学传播本身就比其他类型的传播更复杂和缓慢,加上“跨文化”的约束,要实现深度传播,过程就更漫长了。
在传播过程中,接受者可能通过反馈创造出新的文本或文化事象,从而成为下一次传播的传播者。
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层级的传播,共同构成了传播活动的整体,它是动态的,形式多样,手段灵活。
四是传播的文本具有多元化特征。
在泰国传播的《三国演义》文本带有“双重主体性”,即有罗贯中的中文原版和洪版经典泰译本两个传播“元文本”,真正让《三国演义》在泰国流传开来的,是以洪版《三国》为元文本的二次传播。
传播不仅是书面文学文本,还包括口传文艺、戏剧表演、神庙活动、壁画雕塑乃至漫画游戏等广义文本或超文本。
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针对不同人群,对于推动《三国演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是文学文本是文学传播研究的基础。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毕竟属于文学传播,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传播,仍要强调文本的文学性,文学的文本是此类研究的基础。
引入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并不意味着无视文学文本固有的文学性规律,抛开文本而空谈社会历史是无意义的。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模式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该书是一部有关宜兴紫砂工艺的专著,系统地从紫砂工艺发展历程、工艺材料、工艺过程、文化特质、工艺思想等方面展开了综合研究。
该书的一大特点是实践体悟、实地考察与理论思考、文献分析相结合,还附有大量实地考察的图片。
作者曾有较长时间在紫砂名师指导下,学习掌握紫砂工艺的经历。
这使得书中阐述的观点、表达的见解、形成的结论,明显地具有亲身体悟的实践色彩。
作者杨子帆,清华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陶瓷工艺、日用陶瓷设计等。
  60年传道授业,60年潜心学术。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陈先达从教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为这位著名哲学家的学术历程作了梳理。
  “不当超凡脱俗的哲学家”  陈先达进入哲学世界有些偶然。
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哲学,“我和哲学,就像是旧式婚姻,先过门后恋爱”,他这样形容这段经历。
他的老师多博学大儒,他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萧前:“萧前老师讲课生动机智,每节课都有火花,深受学生欢迎。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也是我走上哲学之路的引路人。
”  此后,陈先达开始了苦修的日子。
“抠”经典著作,发表文章,教书。
  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
当时的期刊主编问他:“是不是抄的?”他答:“是自己写的”非常自豪。
所得稿费100余元,“就像发了洋财、中了大奖一样,请朋友吃饭,买了双皮鞋,仍所剩不少”。
  他的研究早期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他逐步把研究重心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当时,国内外有思潮曲解马克思实际思想历程,不从历史着手,很难说清楚。
”于是,有了著名的《走向历史的深处》《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著。
不晦涩、不堆砌,给哲学以更清新的面貌。
  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只摆弄纯粹的哲学概念,不当超凡脱俗的哲学家。
“不能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绕着走,对错误思潮闭着眼睛走。
我们的专业不容许我们当社会的旁观者。
”  “不讲没有准备的课”  陈先达上课生动有趣,极富逻辑,“把讲义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
他告诉记者:“对于教书,我最大的优点是认真,决不讲没有准备的课,务求讲一堂课有一点思想,不倒‘白开水’。
”  到了晚年,陈先达的哲学课堂更灵活了,他的家和散步的校园成了同学们的哲学园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臧峰宇告诉记者,每每在校园里遇到陈先达散步,陈先达都会与他聊起新近的理论热点问题,问他“年轻人对这些问题怎么看”,讨论式的散步“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小时”。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哲学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陈老师的评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角度总是很独特。
”臧峰宇说。
  点滴之间改变学生  60年,陈先达的知识、教义乃至坐言起行,在点滴之间改变着学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海洋说,是陈先达教他如何“抓问题”,悟出了上好思政课的精髓的。
  “真正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谈何容易。
多年来,为了讲好课,我使用过许多方法唤起‘低头族’,但学生却满面茫然。
我请教老师,陈老师一语破的:‘抓问题。
你把课堂上学生的提问搜集起来归纳研究,这些具体问题背后是哲学问题。
了解学生的问题,才能洞悉学生的所惑,并由此找到马克思主义原理通往年轻人心灵的路径,使学生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而温暖的思想力量。
’”  这个方法立竿见影。
课堂上,李海洋的讲授从学生提出的问题一步步深入到哲学层面时,课堂安静下来,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学生不感厌烦。
“这个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抓住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精髓,所以效果奇好。
”李海洋说。
  毕业至今,陈先达从未离开过学校。
60年时光漫长,他形容自己“像走错教室的学生,逐步被讲台上老师博大精深的知识征服”,然后他接过老师的纸笔,自己走上讲台,开启一个时代。
  臧峰宇告诉记者,在陈先达的言传身教下,如今的人大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形成了老中青梯队合理的结构,“陈老师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时代化问题,成为人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主攻的方向。
在同事和学生们眼中,陈老师这棵哲学常青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本报记者姚晓丹)
吴笛既是才思敏捷的译界“才子”,又是沉潜灵通的学界“通人”;他通过卓越的译介会通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重生”,又通过敏锐的“学”、“问”兴致让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大地得以“扎根”。
他拜大师聚胆识跃然而成一家,通晓英俄双语、据守诗歌小说,旋为译界俊杰。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只读书而不通社会事理的“腐儒”,他熟谙过去30年间中国翻译文学出版的市场状况,更是最早一批“拿得出手”的跨文化沟通的亲善大使。
吴笛的学术人生诗意盎然,这种幸运既有赖于他求知求学的本能兴味,也有赖于他静心钻研的广博热忱。
早慧别乡梓,拜师聚胆识少年时期的吴笛显露出过人的天赋,那些在同龄人眼中难解的数学方程、佶屈聱牙的古诗文,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少年时的吴笛靠着顽强的毅力和一颗向学之心,自学完小学课程。
正当家里人期待他能“安分”地干农活时,吴笛的命运却因为一期公社墙报而改变。
一次偶然的机缘,他从新华书店买回了一堆英语教科书和词典,自学了两年。
随着语法知识和词汇量的积累,公社的宣传栏里不时出现他用英文书写的墙报和宣传语。
他的这些“能耐”在小乡村一下子炸开了锅,市县教育局领导听说了他的事,决定推荐他进大学系统学习,于是,吴笛被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破格录取。
大学里被分到俄语专业的吴笛,给自己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英语、俄语两门语言必须齐头并进。
勤奋的他,潜心修学。
在这近乎闭关的日子里,他的外语水平突飞猛进,并陆续有译作面世。
1977年毕业留校,在教学一线8年,他的外语训练得更加出色。
同时,他还向外语系的外籍教师和著名俄语翻译家力冈请教,为后来的译介工作夯实了基础。
1981年,吴笛被选派清华大学高校英语师资培训班学习一年。
1985年,他报考杭州大学研究生,投身著名外国诗歌翻译家飞白门下,勤奋研习。
毕业后留校,1999年起任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译界名家铸名译,诗歌小说显才华吴笛不但能够同时翻译英、俄两种语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他的翻译往往有令原作焕发新生的功力。
其早期译作《最后的炮轰》(1983年版)便是最好的例证。
苏联著名作家尤·邦达列夫的名作《最后的炮轰》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是以小说家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的真实经历为模板写就,被称作“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曾在苏联文学界引起争论,对以后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笛译作用生动的语言、贴切的表述,为读者勾勒出一位血肉丰满的诺维科夫连长,引领读者一起历经残酷的战争,体味生命个体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心路历程。
吴笛坦言选择翻译文本一是兴趣,二是作家的重要程度。
如果说苏联作家邦达列夫的小说《最后的炮轰》符合他选择的第二要义,那么英国文豪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就正好契合了他的第一条要求。
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被西方世界誉为“文学史中的不见天日之书、西方犯罪心理描写的先声”,1870年开始创作并分卷发表,一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年6月,狄更斯患脑溢血离世。
随着大师的逝去,小说的结局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谜团。
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坛围绕这部小说出版的续作、揭秘、研究不胜枚举。
此书虽在国外备受青睐,国内读者却并未有所耳闻。
作为这部小说在中国的首位译者,吴笛认为,《艾德温·德鲁德之谜》“东冷西热”的根源在于狄更斯在中国长期被视作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为读者熟知,而小说明显带有早期侦探文学的特色和某些类型小说的特点,国内主流文学观念长期对这样的作品缺乏关注,这也造成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忽略。
他同时也指出,狄更斯“在真实与梦境的结合,梦幻的巧妙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尤其是双重性格的刻画,对后世,特别是对瑞典的斯特林堡和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较深的影响”。
译作出版后,在读者群中引起不小的震动。
2012年,正值狄更斯诞辰200周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狄更斯全集》,将吴笛的这本译作收入其中。
吴笛坦言他的大部分译作都是在35岁之前完成的。
吴笛的《苔丝》译本备受推崇。
《含泪的圆舞曲》诞生于中俄文化交流尚不通畅、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文译本尚无的前提下,辗转得来的两卷俄文本帕氏诗集异常珍贵。
译作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
静心沉潜做学问,中西交流文雅士20世纪,诗歌的命运令人困惑。
然而,生活中不可能没有诗歌,没有艺术,它们包蕴着生命的希望与生活的可能。
如今,诗歌以自己独特的视域展示生活、点拨生活、探索生活。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世界诗坛正以多思潮、多视角、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着凝结人类语言和思想精髓的诗歌艺术;在诗歌研究领域,人们也进行着富有成效的探索。
30余部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积累,使得吴笛对大量的理论文献资料驾驭自如,这也让其此后的欧美诗歌与小说研究变得游刃有余。
吴笛明确意识到,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在原有基础上向着跨学科研究拓展。
2010年,他作为首席专家获得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的立项,成为全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重大立项。
吴笛熟谙国内外的文献资源,经常鼓励大家利用学校的网络资源开拓创新。
课堂上,吴笛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在他声情并茂的谈吐中,从萨福到莎士比亚,从叶芝到普希金,从雪莱到哈代,都一一从课本中逸出;尤其是他的俄语朗诵,足以把学生们带入时代的情境中,体味那魂牵梦绕的民族情结。
生活中,吴笛平易近人,始终葆有年轻的心态,他对时下潮流有敏锐的捕捉力,常常与学生探讨当下的热点话题。
他还鼓励学生走进自然,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享受那一份浑然天成的诗情画意。
吴笛常说:与外国文学结缘,必须能够走出去。
“我有一种海湾情结,远眺大海,不仅让思绪自由翱翔,而且能超越世俗,净化心灵。
”吴笛赴圣彼得堡大学访学时,为编撰翻译《世界诗库·俄罗斯卷》拜访了很多学者,也为主编《普希金全集》而遍访普希金生命的足迹,最终将8卷《普希金全集》带回国内。
这两个项目不仅受到俄罗斯文化部门的高度赞赏,而且被列为浙江省改革开放20年精品书籍。
赴斯坦福大学访学,吴笛笑谈“每到一处,我便喜欢去当地的校园和墓地”。
这是他融入当地记忆的方式。
吴笛的学术人生诗意盎然,这种幸运既有赖于他求知求学的本能兴味,也有赖于他静心钻研的广博热忱。
耳顺之年的吴笛总感叹时间流逝地轻快,总是笑眯眯的他已经规划好“退”而不休的学术人生。
西部生态脆弱区因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存在较强的外部约束性,致使产业发展的可能性选择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
这些地区具有倚重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共性,滋生了表现不一、程度不均但实质相同的“资源诅咒”现象和由此带来的“产业锁定”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破解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可持续发展难题进而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走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科技投入高新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路径,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西部生态脆弱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问题生态环境不能承受之“重”与产业转型不可或缺之“轻”。
2015年,单位GDP能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1个,西部地区占7席。
西部地区主导产业主要是能源或资源消耗型的传统产业,其产业业态呈现出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特点。
进一步测算西部地区2014年三产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仅为,由于西部地区农业产值增长速率远低于二、三产业的增长,但是农业人口却未能及时向二、三产业转移,即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速度超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仍然过剩。
究其原因,在西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过重”的产业结构偏向。
这种产业结构对非农业人口就业的拉动力不足,产业部门既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布局需要,又不能通过创新创造的产业形态拓展就业空间、保持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
由于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低端就业的非效率性,以及分割性市场而形成的进入壁垒,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在相互匹配上存在失衡。
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低,位于价值链的底端。
产业结构单一化是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由此形成倚重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型生产局面,无法形成产业集群,进而实现产业间的协同发展。
西部生态脆弱区以原材料供应、初级资源粗加工为主,产品加工程度较低。
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主要工业品产量数据显示:西部地区资源类工业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大部分均在30%以上,例如:原煤占比%、原油%、天然气%、水电%;而在其他工业产品领域则表现平平,轻工业品、电子类消费品、装备制造业等比重较小。
这表明:西部地区产业链条较短,高附加值产品少,在竞争性市场格局中处于“雁阵”的尾部,有可能在跟随中被继续拉大发展距离。
“优势资源”具有较强独占性,难以形成生产价值转化和优势产业建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价值创造急需自主创新活力的支持。
2015年,西部地区国有控股企业数与私营企业数之比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倍、倍,相较而言,国有企业掌握“优势资源”,但这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
基于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视角,2016年西部地区贡献率最低,比东部地区约低15个百分点。
此外,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西部地区约为200万元,远低于东、中部地区水平;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上,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量的14%。
西部地区难以获得资源禀赋优势的眷顾,由此缺乏转化“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继而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的能力和有效通道。
为此,急需内生于产业系统的创新机制给予全力支持。
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思考以新发展理念统领产业政策设计。
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升级转型的政策设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引领。
一是立足生态禀赋,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新型清洁能源建设。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创新效率克服西部地区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劣势。
三是坚持协调发展,努力推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全面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四是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以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在国际市场竞争体系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方向,解决其长期发展滞后问题。
五是坚持共享发展,以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契机,调动该区域各种社会因素的积极性,由此实现全域范围的机会共享、过程共享、成果共享。
构建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绩评价机制,促进产业科学发展。
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易于催生“寻租”行为,扭曲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基本关系,导致某些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为此,须通过构建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绩评价机制,细化生态环境工作的细则、构建可常规考评和督查的量化指标体系,以此规避“寻租”行为,促使产业发展步入正轨。
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政策”双驱动。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府计划指导、过度干预的“制度惯性”,产业政策对传统的路径依赖仍存,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转变为“市场—政策”双驱动。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依托经济带、城市群建设,以产业区位的新的空间效应换取“产业—生态”之间的协调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贯通东中西部和国内与国外协同推进的产业空间的新布局,都使得西部地区获取了开拓国际市场、嵌入国际价值链的区位优势。
对此,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发挥西部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有效地将其转化为西部生态脆弱区经济社会全面推进的动力要素。
以补扶弱,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支撑重点产业发展。
西部地区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环境系统,对其生态环境实施有效的保护和修复,可以为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础和环境条件。
西部生态脆弱区应强化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税费、转移支付等形式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等各种资源税费政策及征收管理办法,积极探索“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同时,生态补偿应重点向符合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重点产业倾斜,形成与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
构建绿色产业发展体系,走产业生态化之路。
以绿色发展为主线,推动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起绿色现代农业体系、工业体系、服务业体系,全面推行资源节约、循环发展、生产清洁、低碳高效的绿色生产方式。
通过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生态”良性互动关系的建构,以产业业态的创新系统推动该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一条全域产业生态化、绿色化发展之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富有学习借鉴意义的可贵经验。
(作者:谭鑫,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实施海洋生态补偿是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重要措施,是应对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安全性的有力举措。
近年来,各地政府海洋生态补偿工作不断推进,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运行机制呼之欲出。
对此,要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瞄准亟待突破的主要问题,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实质,是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相关主体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关系,围绕“谁来补、补给谁、补多少、如何管”等核心内容来明确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以法治方式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质量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是地方政府勇于先行先试、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重要要求。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契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不仅可从制度上助推建立蓝色经济的生态屏障,还可为突破现有海洋生态保护体制机制瓶颈探索新路径,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创新的有益借鉴。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是推动海洋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绿色发展的应有之义。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有利于涉海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升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加大涉海企业损害生态系统的经济成本、明确其社会责任,将有助于促使他们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是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有机统一的机制保障。
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统一,要正确处理“为谁发展”和“如何发展”的关系。
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海洋生态补偿利益分配机制,推动沿海地区步入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轨道,既满足当地百姓需求又满足生态系统修复的需要,更好地激发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在动力。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鉴于海洋生态补偿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构建与之配套的法律机制仍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缺乏相应配套的法规制度,掣肘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全面铺开。
总体而言,海洋生态补偿工作面临着立法供给不足的问题。
目前多地出台的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规定大都未上升到地方性立法层面,难以为开展海洋生态补偿工作提供法规依据。
补偿资金来源渠道过窄,资金不足影响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效果。
相对于海洋生态系统恢复治理的资金需求量,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缺口更大。
由于海洋生态补偿资金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来源渠道过窄、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海洋生态修复综合效应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各地尚未建立一套与海洋生态补偿实际相适应的补偿标准。
海洋生态补偿标准过低,难以实现激励生态保护行为和生态修复的目的。
当前,由于海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不完善,缺乏可量化的补偿标准,加之补偿资金收取标准不合理不统一,致使海洋生态补偿工作难以深入开展。
海洋生态补偿方式单一,无法有效满足海洋生态系统修复的现实需求。
目前海洋生态补偿主要采取收取海洋生态补偿金、海洋生物资源增殖放流等方式进行补偿,较少发挥社会资本参与补偿、海洋牧场建设、产业扶持、技术援助、人才支持、就业培训等方式的作用。
海洋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缺位,导致海洋生态补偿制度难以落实。
从地方实践来看,由于缺乏统一的海洋渔业资源基础数据库,主管部门无法对相关海洋生态系统整体损耗情况进行适时检测和实时监控。
此外,海洋生态补偿涉及的监管主体较多,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多头监管造成的职权交叉、问责不明、相互推诿等问题。
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对策建议应将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纳入海洋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整体布局加以考量,探索切实可行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
适时出台海洋生态补偿的行政法规,破解海洋生态补偿金征收法律依据不足难题。
国家层面可在总结地方海洋生态补偿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行政法规,侧重解决海洋生态补偿实施中的法定原则、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监管评估机制等主要问题,为地方实施海洋生态补偿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
树立多元化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定责任主体,为拓展海洋生态补偿奠定基础。
应当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的海洋生态补偿治理体系。
政府部门要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监管职责。
涉海企业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同时,还要鼓励和扶持环保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构建完善的海洋生态补偿评估技术和补偿标准体系,增强海洋生态补偿的科学化和精准化。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积极参与海洋生态补偿评估技术研究工作,开展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建立起符合海洋生态补偿需求的评估技术和技术导则,为增强海洋生态补偿科学化提供技术保障。
同时,政府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搭建统一科学的海洋生态补偿评估基础数据库和技术指标体系。
明确多样化的海洋生态补偿方式,以适应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主要应包括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扶持、提供再就业技术培训、实施鱼苗增殖放流、建设人工渔礁等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补偿等。
通过上述多样化的补偿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海洋生态补偿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修复功能。
健全海洋生态补偿配套管理制度,深入推进海洋生态补偿工作。
明确海洋生态补偿金征收与管理的法定主体,明确海洋生态补偿金专项使用制度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形成一整套文明、高效、公正、严格的专项执法机制。
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执法机制,加大对破坏海洋生态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优化推进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法治环境。
(作者:陈忠禹,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党的十九大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高度,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要求。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在立足本地实际、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高原特点的新路,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探索新路径。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破解三个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客观规律基础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及各方面,并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不可持续性问题进行反思而提出的服务于人类永续发展的、更高级别的新型文明形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突破工业文明形成的单一性、机械性、片面性思维模式,通过创新出思路、出举措、出方案、出对策,将生态文明建设引向深入。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指导具体行动,破解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自然保护地的分类中,国家公园属于第二类。
近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着追求数量重于追求质量,管理上多头伸手、部门利益冲突升级,对保护区指导不力、投资不足、管理机构薄弱,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矛盾冲突等缺憾。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已成为革除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弊端的突破口。
要通过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探索建立一个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把国家重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有效保护起来,形成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生态保护新模式。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公园体制。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产生活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包括建设完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稳定的资金投入体系、统一高效的管理体系、完善的科研监测体系、配套的法律体系、人才保障体系、科技服务体系、有效的监督体系、公众参与体系和特许经营制度。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即在充分发挥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让国家公园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如何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园体制。
要科学界定功能。
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也就是说,国家公园有多功能的目标需求,对其保护管理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复杂性。
要做好总体规划。
国家公园在保护管理层面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编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的规划十分必要。
要把保护生态、体现公益性和树立典范结合起来,实现国家主导、合理布局、整体保护。
此外,还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制定完备的法律法规、实施足额的财政资金保障等。
先行先试,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三江源生态保护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要立足实际,先行先试,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保护优先,兼顾发展。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丰富,生态功能强大,地方生态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保护基因。
对其要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贯彻最严格的生态损害责任追究制度。
要创新适应性管理,注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要通过适度放牧加速营养循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要聚焦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把农业生态系统和牧业生态系统结合起来。
通过体制试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体现高原特点的三江源保护管理新体制,实现发展与保护互相促进。
多方参与,民生为本。
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当地农牧民群众生态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把提高当地老百姓生活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在鼓励社会参与方面,要为社会资本投资生态文明建设搭建平台,支持社会组织参与野生动植物观测、藏羚羊保护、冰川监测、环保宣传、垃圾处理、反盗猎等活动。
在改善民生方面,要正视政策驱动的城镇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把草原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强化对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
共建共享,流域联动。
要建立三江流域省份协同共建共享机制,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规划之中,实现源头主动、流域联动,在生态环境共治中协同发展;要以生态建设、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为核心,建立整个流域统一管理、统一发展、统一协调的生态共治模式;要建立省际协调机制,包括颁布流域共建共治宣言、完善对口支援政策、探索流域协同治理,协调好生态保护和建设中的矛盾与问题。
合理分区,制度保障。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域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和传统利用区,要针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的管控标准和措施,建立一体化监测体系,制定完善的技术规范,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行得通;要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重构地方政府架构和职能,在兼顾发展和反贫困目标的同时,重点突出生态保护职能;要通过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探索公园内百姓不搞放牧、专做保护的长效机制。
(作者:马洪波,系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是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
1966年仅出版试刊号1期即停刊。
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正式创刊,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进行创造性探索”的办刊宗旨。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自创刊以来,一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倡导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努力做到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以鲜明的办刊特点、高品位的学术风格和高水平的编校质量赢得了学术界的赞誉。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先后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第二、三届国家期刊奖,新中国成立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2004年首批进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立足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国内外学术界,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并注重从多学科、跨学科的视角开展学术研究,力争准确地反映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历任主编:卫兴华(1986年3月—1993年10月)杨焕章(1993年10月—1999年5月)王霁(1999年6月—2002年9月)郭湛(2003年3月—2009年1月)段忠桥(2009年1月—现在)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网站
《经济研究》是1955年创办的全国性综合经济理论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
本刊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超前性特点,立足中国现实,面向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前沿,以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己任,致力于发表研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忠实地为经济理论研究人员、各级经济决策者、实际工作部门、政策研究部门和理论宣传部门的广大干部、各高等院校和财经类中专学校师生、各类企业的负责人和一切有志于研讨经济理论的各级人士以及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各界朋友服务。
近十多年来《经济研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新形势,及时更新研究主题,密切关注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积极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并在国内经济理论期刊中率先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努力不断提高期刊质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9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1999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2000年获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奖”和首届“国家期刊奖”两项大奖,是唯一入选的经济理论期刊;2002年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和第二届“国家期刊奖”;2009年被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是唯一入选的经济理论期刊。
《经济研究》在荣获第一、二届“国家期刊奖”的基础上,在近年来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奖论文中,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达50%~6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组织的近期“期刊审读报告”中,也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80年1月创刊,系双月刊。
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创刊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所发表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对繁荣和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对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及学术成果的水平,促进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成为当代我国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摇篮。
经过20多年办刊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形成了实事求是、严谨平实的独特风格。
《中国社会科学》倡导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鼓励学术创新,注重学术规范。
在编辑工作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依靠严格的审稿制度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
创刊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被学界誉为我国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据已有的期刊评价体系的测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名列同类期刊首位,其一流学术地位也为专家评价所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并连续两次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于1998年被新闻出版署评为“1998-1999年全国百种重点核心期刊”;1999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并获“首届中国期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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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南开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类学术期刊,创刊于1955年,是新中国创刊较早的高校文科学报之一,为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入选学报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本刊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突出学术理论特色,刊发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性文章,注意反映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的新成果、新信息,鼓励创新,支持争鸣,以深刻厚重的学术内涵和严谨朴实的编辑风格,在学术界和期刊界享有良好的声誉,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喜爱。
长期以来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等重要文摘刊物大量转载、摘编,摘转率始终居于同类期刊前列。
所发文章分获国家和省部级多种奖励。
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本刊连续被列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还被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多种数据库作为索引刊物。
多次荣获“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全国优秀名刊学报”等称号,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全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4年获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为了保持刊物的水平和特色,本刊严格执行编辑部“三审”与学科专家匿名评审相结合的审稿制度。
所刊文章力求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坚决摒弃平庸之作。
本刊将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努力做广大社科研究者和各界读者的忠实朋友。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委员会顾问:朱光华逄锦聚陈洪主任:朱光磊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立新王新生白长虹刘秉镰左海聪李兵纪亚光沈立岩沈亚平宋志勇吴晓云宫占奎姜胜利梁琪韩召颖翟锦程主编:韩召颖执行副主编:陈瑞香
刊物简介《探索与争鸣》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理论评论刊物。
创刊以来,始终以坚持正确方向、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推进理论创新为办刊方针,积极反映时代主旋律,努力追踪改革新浪潮,注重对学术和社会热点作深层次的理论评析,强调问题意识、思想性与争鸣性,追求内容新、传播快、覆盖广的办刊特色,是学术界进行理论探索、交流、争鸣的重要园地。
风格定位本刊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力避从概念到概念、从经典到经典的纯理性思辨,及时反映学术界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的理论探讨。
本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力求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高品位地探索和思考社会变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反思性和前瞻性的理论成果。
本刊不仅深入追踪理论界资深专家学者的新思想、新研究,而且自觉向思想敏锐、充满活力、功底扎实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全面开放。
历史沿革1985年7月16日,《探索与争鸣》由内部刊物《社联通讯》中的探索与争鸣栏目改版而生。
1993年6月4日,《探索与争鸣》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2003年1月1日,《探索与争鸣》由小16开改为国际通行的大16开。
2007年1月1日,《探索与争鸣》扩版至80页。
品牌栏目本刊特稿、圆桌会议、学术争鸣、专家访谈、时事观察、经济改革、文化视野、教育纵横、史海钩沉、书林漫步、青年论坛、学界信息。
主管主办单位及领导《探索与争鸣》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由秦维宪同志任主编。
主要荣誉本刊被评为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第四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编辑部寄语社会科学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显身手的舞台。
时代在飞速发展,思想与理论的承继、发展、创新必须与时俱进。
只有把希望与理想融进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才能获取丰收。
未来的辉煌,期待广大作者、读者与我们共同开拓!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
它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1995年获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期刊提名奖,199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
  《历史研究》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
毛泽东同志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
郭沫若先生是《历史研究》编委会的召集人,他撰写的发刊词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必要性,同时认为“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
”  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是《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仁始终坚持不懈的办刊方针和不断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
  本刊主要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各种专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刊登史学研究动态、读史札记和史学著作评论等。
  《历史研究》主要栏目:专题研究、史家与史学、学术述评、读史札记、讨论与评议、书评、海外新书评介、读者来信等!  本书为大16开本,每期192页,约30万字,双月15日出版。
1991年6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方案;具体管理和筹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检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实施情况,交流社会科学研究信息;组织对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的鉴定、验收和推广。
一、规划评审小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若干学科规划评审小组,并代行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学科评审组职责,其成员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任,聘期一般为五年,在五年内可以根据需要对部分成员作适当调整。
现共设有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图书馆情报和文献学、体育学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
学科规划评审小组的职责是:1、协助制订本学科的发展规划和国家资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南;2、评审本学科申报的国家资助课题的申请,提出资助金额建议;3、参与本学科国家资助课题研究成果的鉴定、验收和推广。
二、部门分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下设六个处,分工如下:规划处:负责拟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调整增补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专家;拟定和发布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课题指南;组织年度课题申报和评审立项;组织实施和管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础研究类、跨学科类)和委托研究项目。
基金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拨款;负责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和监督;组织实施和管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用研究类)和西部项目。
成果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期管理和最终成果的鉴定验收与结项;负责组织和编发《成果要报》;组织实施学术期刊资助和管理;组织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评奖。
智库联络处:负责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和实施,组织高端智库申报、评估和日常管理,开展国内外智库发展动态的调查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组织评审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宣传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和社科规划管理工作的日常宣传;负责主编“国家社科基金”专刊、专栏;负责管理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组织评审《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综合处: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内设的综合职能部门,主要负责日常文秘、行政管理、财务会计、会议组织、网络服务、内外联络、后勤保障工作等。
三、单列学科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单列。
三个学科的规划、申报、评审、管理、鉴定结项等工作,分别由全国教育规划办公室(设在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全国艺术规划办公室(设在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全军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办理。
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学科的经费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单独切块下达。
有关管理办法由三个学科单独制定。
四、委托管理机构1991年6月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成立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省(区、市)、兵团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做如下工作:1、代为受理所在地申请人递交的国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请书;2、代为检查所在地已立项的国家资助课题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3、参与组织对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的鉴定、验收和推广。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央党校科研部分别管理在京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国家机关的课题申报、项目和经费管理以及成果鉴定工作。
以上三个部门合称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委托工作的范围与各省(区、市)、兵团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范围相同。
本网站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管主办、人民网承办的大型社科规划管理和学术信息网站,内容以社科规划管理信息、社科学术研究信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展示等为主,兼及其他。
1.本网站网页所涉及的任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报道、图片、声音、视频、图表、域名、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的版权,均属本网站和资料提供者所有,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下载,必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原始“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2.任何媒体、网站、个人和商业机构不得利用本网站发布的内容进行营利性活动,也不得对本网站发布的内容进行任何歪曲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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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稿件将不支付稿费;其他原创首发作品,将酌情支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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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编辑部联系邮箱:
人民网石家庄4月19日电(记者潘跃)经中共中央批准,4月19日,中央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赴西柏坡、李家庄参观学习并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指出,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接续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我们对“五一口号”的最好纪念,就是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希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制度自信,切实提高履职水平,共同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时代展现多党合作的新气象新作为。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无党派人士代表孙其信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发言,一致表示要深化政治交接、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努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在会上作了发言。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万钢、陈晓光、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等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河北省有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为纪念、缅怀周恩来同志在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丰功伟绩,宣传、弘扬学习周恩来同志统一战线思想,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和江苏省委统战部共同主办了“周恩来与统一战线”主题征文活动。
4月17日,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周恩来同志家乡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举行。
中央统战部、江苏省委统战部、淮安市委、合作媒体有关负责人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征文获奖代表,周恩来当年统战对象或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等代表,江苏省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淮安市各界代表参加颁奖仪式。
“周恩来与统一战线”主题征文活动自2017年9月12日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稿件236篇,在合作媒体发表数十篇。
经周恩来研究专家及合作媒体组成的征文评委会评审,共评选出33篇获奖作品,其中郑建邦的《周恩来与郑洞国的黄埔师生情》、周秉德的《伯父周恩来的交友之道》获特别奖,罗振的《临终仍心系祖国统一大业的周恩来总理》等3篇作品获一等奖。
中央统战部宣传办主任高飞介绍,应征稿件不仅来自各地统战系统干部、各民主党派成员、周恩来同志亲属、当年统战对象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子女、全国各地与周恩来同志有关的纪念地的同志、有关高等院校,还有不少普通工人农民踊跃参与。
征文作品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作者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思念,对周恩来同志的统战思想、统战理论,以及统战工作中以诚待人、广交朋友、襟怀博大、细致入微的统战艺术和风格的高度提炼和总结。
周恩来同志侄女周秉德在颁奖仪式上说,组织开展“周恩来与统一战线”征文活动非常有意义。
周恩来同志在统战工作上有他的独到之处,凸显了他的工作智慧。
梳理、回忆周恩来同志在统战工作中的贡献,对做好统战工作,特别是开展两岸交流工作,都有很大的启示。
(黄洁江迪)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4月25日电 4月16日至25日,中央统战部举办了第14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
参加此次研究班的有49名学员,大部分为新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本期研究班是在党的十九大和新一届全国两会闭幕之后举办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参政议政能力等。
研究班安排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政策、宪法修正案专题辅导、宏观经济形势、“一带一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参政议政能力等丰富课程。
学员们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等内容进行了认真学习和深入研讨,并到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沂蒙红嫂纪念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开展了现场教学,在当地进行了国情考察。
学员们一致表示,这次学习收获很大,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强化理论学习,提升能力素质,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影响和带动更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近日率全国政协“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特邀常委视察团赴广东视察。
视察团23日在广州市召开座谈会,听取广东省相关情况介绍,并作互动交流,卢展工出席并讲话。
视察团对广东省在促进智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视察团表示,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要求广东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努力推动“广东制造”转向“广东智造”,在思想认识上有紧迫感责任感,在工作思路上有拓展创新,在具体举措上求实求新,工作成效显著。
视察团认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央精神,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相关规划。
当前,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存在着诸多难题和障碍,要找准着力点,重点在发展人工智能装备,改进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服务模式等方面下功夫。
同时,要解决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标准化问题,制定适合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指标体系,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马兴瑞会见视察团一行。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参加座谈会,广东省副省长陈良贤在会上介绍情况,会议由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袁宝成主持。
会前,卢展工看望住穗全国政协委员并座谈交流。
(记者谢靓)
17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专题调研组在南京召开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出席并讲话。
刘新成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作为民族的文化根系来认识,把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提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来认识,切实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取得新成效。
自1982年我国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管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保护了大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妥善处理,统筹协调推进。
刘新成强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要处理好保护和建设的关系,要抓住当前弘扬传统文化的大好形势,形成敬畏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氛围,达成在继承中发展的共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利用,要深入阐发文化精髓、深度解读遗产内涵、深情讲述历史故事,了解先辈的价值观、审美观,增强群众的参与感、认同感。
此次调研是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2018年协商计划》安排和全国政协总体工作部署,围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重点议题做的准备工作。
在此之前,调研组赴甘肃就此议题进行了调研。
调研组由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儒林任组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丁伟、陈惠丰,全国政协委员张复明等参加调研。
江苏省副省长费高云介绍了江苏“名城名镇保护”情况,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主持座谈会并陪同调研。
(记者杨雪)
4月8日至14日、9日至13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分别带队,就“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题,赴上海、安徽和江苏、浙江进行中共中央委托的重点考察调研。
调研期间,丁仲礼多次指出,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战略的要求,也是新时代长三角地区自身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和国际化步伐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三角地区合作发展,强调长三角地区要实现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为深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作出贡献,是本次调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体化是手段,目的是实现率先发展、协同发展,长三角应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引下,立足历史新方位,对标国家战略,发挥引领带头作用。
长三角三省一市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自然禀赋不同,牵涉不同利益,要认真思考长三角一体化的内涵和具体内容,在打通软硬环节、消除区域阻隔、建立责任共担和利益分享机制等方面作深入调研和思考,向中共中央提出有针对性的、能对长三角发展形成“增量”的政策建议。
陈晓光在调研中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仅能推进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还对区域外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要跳出长三角、站在整个国家,乃至站在国际化高度去考量一体化发展,在一体化过程中的合作分工上下功夫,合作是一体化的关键,竞争则是有序合理竞争,最终目的是引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共同发展、创新发展,最后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同时通过长三角更高标准的一体化发展,为其他省市区域协同发展率先提供可供借鉴和可推广的经验。
民盟中央此次重点考察调研“兵分两路”,深入码头、工厂、科技企业实地考察,并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举行多场座谈会,充分了解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各方主体的意见建议。
调研开始前,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了两场专题研讨。
调研过程中,长三角所辖地方民盟组织还同时进行了配合调研,为该重点调研出谋划策。
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陈群参加调研。
(记者包松娅)
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洗刷了笼罩多日的闷热,也给“山城”重庆增添了几分朦胧之美。
很多人或许很难想象,近年来,借着改革的春风,重庆这座位于我国西南、长江上游的内陆城市,正一步步朝着开放高地扎实推进———打造了适应开放发展的产业体系,形成了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和亚洲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汽车产量占全国的1/8,全球每三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产自重庆。
重庆如何打破地理困局、完善配套物流、推进产业发展?4月12日下午,民革中央调研组一行冒雨走进重庆西部物流园寻找答案。
一排排深蓝色外皮上印着白色“中欧班列”字样的集装箱首先映入眼帘,这里是“渝新欧”国际贸易大通道起始站、重庆铁路口岸所在地。
据介绍,渝新欧班列是我国所有中欧班列中开行最早、开行数量最多的班列,2011年始发自重庆,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最后到达终点德国杜伊斯堡。
热闹繁忙的景象背后,标志着重庆内陆开放达到新高度。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渝新欧”班列继续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建设也摆上日程,提速铺开。
物流园有关负责人告诉调研组,2017年9月实现常态化运行的“渝黔桂新”南向铁海联运班列,截至今年3月31日已累计开行127班次。
“目前,在每周固定双向3班列对开的基础上,重庆始发站还实现了去程天天满载运行,去程班列外贸货物占比达87%,平均运行时间只有约40小时,这使得商家的资金沉淀时间随之减少,很划得来。
”调研组还发现,依托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交通网络,重庆逐步构建了“Y”字形国际贸易大通道———向东,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向西,在全国率先开通中欧班列(重庆),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南,“一带一路”南向通道正积极培育,实现了南向通道铁海联运、跨境公路、国际铁路联运三种主要物流组织方式的相互补充、协同发展。
在调研组看来,除了连接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南向通道更重要的意义,是形成连接东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南北大动脉,真正将“一带”与“一路”有机衔接,这种思考与当地的做法不谋而合。
在中欧班列与南向通道有效对接方面,重庆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比如去年11月,首次将中欧班列运抵重庆的德国日用品原材料,由重庆经公路运输到越南同奈省,截至今年3月底,已有33个集装箱运输到越南。
尽管近年来重庆对外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力支撑了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但不可否认,南向通道尚处于培育阶段,仍存在一些困难亟待解决。
“目前通道建设进展如何?”“还有哪些发展瓶颈?”面对调研组的疑问,重庆市副市长刘桂平开门见山,直面问题:“坦白说,西部地区货物大多数还是走东西向大通道,长江水路或陆路到上海、连云港等地出海,从上海转运东南亚。
”为什么南向通道能节省不少物流时间,却依然“舍近求远”?“因为交通物流成本确实偏高。
”刘桂平坦言。
“重庆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为%,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远高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8%的平均水平。
”重庆市交委副主任腾英明进一步举例佐证。
调研组也认识到,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努力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南向通道不仅是一条复合型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也是区域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对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调研组进一步建议,要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各方资源,更好促进沿线国家及西部各省区市间合作,形成合力,更好地共商共建共享南向通道。
同时,加大运营环境改善,努力提升南向通道运行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记者汪俞佳)
人民日报昆明4月15日电甲子轮回,盛世华章。
4月15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在楚雄市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建州60周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来贺电。
贺电说,60年来,楚雄彝族自治州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全面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
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做好脱贫攻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自治州成立60周年为新的起点,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只争朝夕,真抓实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2017年,楚雄州实现生产总值亿元,是1958年的459倍;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3万元和1万元,分别是1958年的226倍和193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州累计减少贫困人口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下降到%。
楚雄州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交通、水利、能源、大数据、物流五大重要战略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
(记者李茂颖)
近日,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带领医疗专家到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开展了以“健康扶贫贫困县、知名专家面对面”为主题的名医大讲堂暨天使健康行义诊活动和医学专题知识讲座。
活动期间,专家团耐心细致为患者诊治,共接待患者300余名;中日友好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中医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邵康还分别作了题为《ICU诊疗策略的制定》、《如何健康生活远离癌症》的学术讲座,广宗县人民医院及乡镇卫生院近200名医务人员参加讲座。
(吴纪良)
中央省级党校网站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河北省委党校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中共辽宁省委党校中共吉林省委党校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共江西省委党校中共河南省委党校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中共海南省委党校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中共青海省委党校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委党校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中共贵州省委党校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党校
4月18日,九三学社中央在京召开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出席会议并讲话。
武维华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时间节点上,重温“五一口号”,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九三学社老一辈当年的自觉选择,也是70年来九三学社不断发展前进并有所作为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武维华强调,对“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把九三学社老一辈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发扬光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九三学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责任履好职,紧紧围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深入调查研究,力争提出切实管用的意见建议;强基固本抓建设,推进全社组织化水平和整体运行能力建设,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努力把九三学社建设成面貌一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座谈会由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丛斌主持。
刘荣汉、许进、涂多彬、穆建民、闫贤良、朱良、刘颖、罗道全等在会上从不同角度畅谈了认识体会。
(记者包松娅)
4月10日至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分别率民革中央年度重点考察调研组赴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就“助推西部发展,建设‘一带一路’南向通道”课题开展调研。
期间,调研组深入四川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云南西双版纳磨憨口岸、重庆西部物流园、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实地考察,并与地方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座谈研讨。
万鄂湘指出,建设“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以激发西部地区现有基础设施潜能,打通对内连接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对外连接东南亚、中亚,并经中欧班列连接欧洲的南北大动脉,实现“一带”与“一路”有机衔接。
目前,西部地区对于建设南向通道积极性很高,从推动西部地区大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高度来看,南向通道不再是西部各省区一时一地的事,需要提升战略定位、强化顶层推动。
希望相关省区牢牢把握新一轮改革开放机遇,融入全国对外开放大格局,加强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南向通道建设,更好地畅通西部内陆地区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调研组将通过高质量的调研,为南向通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郑建邦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推动形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重点,也是促进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机遇。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的联系与合作,把通道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民革中央将积极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一如既往地关注西部发展,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积极建言献策。
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张伯军、田红旗、王红、冯巩等参加调研。
(记者汪俞佳)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4月12日电 中央统战部12日在京召开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多党合作理论研讨会。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是我国政党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要深入研究我国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尤权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多党合作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的历史底蕴和时代要求,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深刻理解多党合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汲取、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扬弃和超越,不断增强制度自信;全面把握多党合作凝聚共同意志、保持政局稳定、保障人民民主、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等特点优势,不断提升制度效能;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加强制度宣传,讲好中国故事。
何维、邵鸿出席会议。
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是习近平进行宪法宣誓。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7日上午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当这一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会议还同时选举栗战书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王岐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上午9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2970人,缺席1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主持。
大会执行主席王东明、许其亮、张轩、娄勤俭、骆惠宁、蒋超良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了这个方案。
大会要求,国务院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完成国务院机构改革任务。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9时23分,选举正式开始。
监票人首先对设置在会场的28个电子票箱、电子选举系统进行了检查。
接着,工作人员开始分发选票。
4张不同颜色的选举票分发到每一位代表手中。
选举票用汉文和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制。
随后,代表们开始写票。
会场后区设有秘密写票处。
根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进行等额选举。
9时41分,总监票人、监票人首先投票。
之后,代表们开始投票。
投票结束后,总监票人报告了发出和收回选票的情况,选举有效。
工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
计票结果显示,在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中,习近平均获得全部2970张赞成票,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主持人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全体代表起立,用热烈的掌声向习近平表达敬意。
站在身旁的李克强、张德江分别同习近平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当主持人宣布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又一次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栗战书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岐山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杨振武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每一项选举结果宣布时,现场都响起热烈掌声。
在掌声中,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随后,他走向习近平,两人亲切握手,习近平向他表示祝贺。
栗战书又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握手,相互致意。
张德江也同习近平握手,表示感谢、致以敬意。
在掌声中,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习近平同他亲切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全体会议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宪法宣誓仪式。
10时49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号手现场奏响宣誓仪式曲。
12名陆海空三军仪仗兵,分两列从会场后方正步行进至主席台前伫立。
全体起立。
主席台上,3名礼兵迈着正步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场,并将宪法放置于宣誓台上。
在军乐团伴奏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工作人员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宣誓。
伴随着主席出场号角,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从主席台座席起身,健步走到宣誓台前站立。
主席台后幕正中,国徽高悬,熠熠生辉。
现场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见证这一神圣时刻。
习近平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庄严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人民大会堂。
宣誓结束后,习近平向全场鞠躬致意。
现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随后,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进行宪法宣誓,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进行了集体宣誓。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13日召开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理论研讨会。
会议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主题,围绕“五一口号”的历史贡献及现实意义、“五一口号”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关系、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多党合作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主任袁莎表示,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实现新发展,各民主党派要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需要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深入研究和回答解决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要深刻认识“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新时代的地位与作用;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断的内涵,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把这一制度坚持好、维护好、完善好。
与会专家认为,7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载体。
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世界政党制度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有责任坚持、有能力完善,顺应新时代对政党制度建设的新要求。
会议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主办。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潘岳、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等出席。
(廉维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灵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裁陆琪(人民网宋美琪摄)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30日电(宋美琪)3月18日至3月24日中央统战部第二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2名社会新阶层人士参加了学习交流。
活动期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灵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裁陆琪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
陆琪表示,本次研讨班充分体现了中央统战部对网络人士的重视,课程的设置规格很高,内容非常丰富、饱满。
既有理论学习,也有实地考察和内部讨论,个人收获很大。
陆琪谈到,这种线下方式的培训能使理论的学习更加深入。
了解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深刻领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我党日新月异的改变,并上升为宏观层面的分析。
陆琪还表示,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角度出发,坚持党的领导,从真心相信开始。
坚持依法治国,坚信法律的权威性,要从自我的舆论管理开始,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要从去伪存真开始,从传统的事物中提取正面的东西,并进行科学的转化。
伟大的复兴从以身许国开始,以身许国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
(视频剪辑:实习生郭冰玉)
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上海新分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合伙人、首席战略官陈岩(人民网宋美琪摄)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29日电(宋美琪)3月18日至3月24日中央统战部第二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2名社会新阶层人士参加了学习交流。
活动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上海新分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合伙人、首席战略官陈岩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
陈岩认为,本次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
从学员的层面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网络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十分活跃,且有专门的组织来管理和领导,在理论方面提供专业的指导。
从课程设置上来看,有专业性、实用性和应用性,邀请经济学教授、中央党校教授来上课,使学员们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思考的层面有了更多的洞察和思考。
课程不仅有理论课还有实践课,到西柏坡实地考察,这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陈岩表示,此次面对面的听取专家解读十九大报告感受大有不同。
这对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有着实际的帮助,也确实帮助新媒体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陈岩认为,作为媒体人要紧紧围绕国家新的政策来帮助和促进中国经济,要紧紧围绕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一带一路政策帮助新兴产业发展。
另外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要经常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力量,把打造商业品牌成功的经验用在帮助政府的品牌形象建设上,把国家和各级政府好的政策有效地用在老百姓身上。
搭建政府和百姓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让老百姓更加了解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做的实事。
(视频剪辑:实习生郭冰玉)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知乎)首席执行官周源(人民网宋美琪摄)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28日电(宋美琪)3月18日至3月24日中央统战部第二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2名社会新阶层人士参加了学习交流。
活动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知乎)首席执行官周源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
周源表示,本次活动感触颇深、受益匪浅。
首先,这是一次扎实的理论学习的机会,包括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深入领会、社会新阶层人士相关的理论体系、以及网络传播的专业性知识。
其次,开阔眼界,课程中还涉及到一些宏观经济的分析,展示了各个国家一些相关数据的对比。
再次,同学间相互交流探讨,分享彼此的知识、经验、见解,借助这个平台,既从课程中汲取知识,又能在同学的交流之中分享经验。
周源认为,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相信会变得更好。
自己作为媒体人,既是一个网络平台的运营方,同时也是创业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帮助当前大的传播舆论环境去解决问题,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他表示,通过这次学习进一步了解和认清了当前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之上再去理解依法治国,理解怎样更好地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是非常清晰和自信的。
周源谈到,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曾提到过要在互联网中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良性空间。
知乎上每天会有非常多的用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内容,如何让更多想要去获得有用有价值信息的用户能够得到更多可信任的信息源,相信这个意义是非常长远和巨大的。
(视频剪辑:实习生郭冰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人民网宋美琪摄)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27日电(宋美琪)3月18日至3月24日中央统战部第二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2名社会新阶层人士参加了学习交流。
活动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
王小川表示,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在于邀请了许多在新媒体行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代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新鲜力量。
王小川谈到,课程的设置有一定的营养含量,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很难系统的接受到这种权威的、具有理论高度的思想,包括一些对于国家层面的思考,或者很多地方上的调研性工作。
记笔记不是大家主要的目的,而是真正的让大家对知识有了充分的吸收。
王小川介绍说,搜狗本身的核心产品是输入法和搜索,利用这个产品可以让作家、自媒体人等提高效率、分享知识、传递智慧。
在信息化的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能够信息化是当今的一项重大的课题,而未来的机遇则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中文转化成其他的语种,帮助大家能够表达更简单,与世界进行更好的交流。
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把海外有价值的内容翻译成中文,能更好地推进文化、科学、医学等领域的发展,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还表示,中国现在已经走向强国,需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交流,这样的沟通不仅局限在中国人之间,还需要把声音传递出去,这是今天中国需要的,也是技术能够做到的。
(视频剪辑:实习生郭冰玉)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27日电(宋美琪)3月18日至24日,中央统战部第二期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2名网络代表人士参加了学习交流。
据了解,这次研讨班是中央统战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门针对网络代表人士举办的理论研讨班,旨在引导网络代表人士把握新时代发展契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积极弘扬主旋律,培育网络思维新动能,推动网络强国新发展。
研讨班期间,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专题讲解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互联网行业政策等内容。
学员通过考察学习、沙龙论坛、分组讨论等活动,围绕学习领会新思想新精神、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净化网络空间、弘扬网络正能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前往河北省正定县、西柏坡等地开展现场教学实践和国情考察。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16日电 (记者闫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接受了人民网独家访谈。
访谈内容如下:主持人:请您介绍下今年两会致公党中央提交提案情况。
曹鸿鸣:致公党中央非常重视提案工作。
今年,致公党中央通过调研和向各地方组织、专门委员会以及党员个人征集等渠道,共征集到素材480余篇,经过几轮筛选、整理、修改、评审等程序之后,提交提案35件,大会发言9件。
致公党中央提交了《打好全面消除血吸虫病攻坚战》的大会口头发言,8篇书面发言,提交的35件提案,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生领域的热点话题,包括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医疗、卫生、文化、法治、脱贫攻坚等领域。
这些提案,贯彻了十九大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致公党“侨”“海”特色。
以今年致公党中央提交的《关于构建离岸创新创业新模式吸引海外人才为国服务》提案为例,致公党始终致力于利用海外留学人员和著名高校海外校友资源优势,探索我国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新体制机制,同时,建立服务海外归国人员离岸创新创业的服务保障机制。
主持人:请您介绍下致公党中央的调研情况。
曹鸿鸣:致公党提案来源,一方面来自致公党中央调研成果,这在我们全部提案中占了很大份额。
2017年,致公党在调研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致公党中央针对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社会热点问题,深入开展调研25次,内容涉及脱贫攻坚、科技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乡村发展、生态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
2017年我们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相关建议19项,全部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批示。
致公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致公党的调研工作中,有一项是大调研,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统一组织协调的调研。
2017年,致公党中央联合外交部、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多部委,以及致公党党内专家学者,开展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文化走出去”重点调研。
万钢主席、蒋作君常务副主席率队深入厦门、泉州、宁德、福州等地考察调研,为促进福建经济文化发展把脉问诊。
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这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种方式。
“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我国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相对经济来说,文化方面是弱项,我们抓住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在文化“走出去”方面,各级政府注重挖掘文化资源、历史遗存,注重文化创意与科技融合,加强特色文化品牌和海外文化阵地建设,扎实地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同时,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针对发现的一些问题给中共中央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目标,制定规划;二是开展文化“走出去”基础性工程;三是畅通交流渠道,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推进文化“走出去”的作用;四是加强文化“走出去”能力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五是发挥我国中医药文化优势,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最后,是进一步发挥华人华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作用。
通过文化“走出去”,促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促进经济“走出去”进一步落实。
主持人:请您介绍下中国发展论坛的有关情况。
曹鸿鸣:中国发展论坛是致公党的品牌项目,已经举办十年了,这个论坛主要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聚集智慧和力量,同时形成参政议政的成果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言。
2017年,我们共举办了2场中国发展论坛,第一场在天津举办,以“共创智能生活·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就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健康产业和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了热烈发言和研讨。
同时,我们也将研讨成果报送到中共中央国务院。
第二场在贵州举办,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推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为主题。
应该说,本次论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建议同样得到了相关领导批示。
主持人:请您介绍下致公党中央今年重点工作。
曹鸿鸣:致公党刚刚召开了致公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致公党中央2018年工作要点,会上,万钢主席也作了重要讲话。
2018年,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这次教育活动,是此前开展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教育活动的一种延续。
通过这项活动,有利于使全体致公党员认真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同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政治交接,使多党合作能够薪火相传。
另外,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我们也应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的履职能力。
第二,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我们将通过座谈会、参观考察、理论研讨会等方式举行纪念活动。
目的就在于牢记传统,牢记使命,为我们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贡献。
第三,抓好调研工作。
我们要找准切入点、结合点和落脚点开展调研工作。
要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攻坚战”展开调研,同时,将围绕区域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创新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等展开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和建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进行建议。
民主党派调研工作是我们参政议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通过调研了解一线情况,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质量。
第四,做好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是中共中央赋予民主党派的一项新任务,致公党对口联系四川省,建立联系已有两年了,应该说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方面致公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同时,我们把参政议政和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民主监督融入参政议政和脱贫攻坚之中。
作为民主党派,我们要参与脱贫攻坚,同时我们要对脱贫攻坚进行民主监督,监督重大部署的落实情况。
主持人:请您介绍下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方面的最新工作。
曹鸿鸣:致公党中央除了加强调研工作以外,我们还将加强参政议政工作的机制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专委会作用。
目前致公党有15个专门委员会,由致公党各领域专家组成,共计600多人,占到全党成员的1%以上,这是我们参政议政的骨干力量。
二是,中央和地方组织实行参政议政工作联动机制。
我们要发挥地方组织的作用,中央和地方进行联合调研,这就需要联动的工作机制。
三是,发挥参政议政联系点的作用。
我们已经确定了40多个致公党中央的参政议政工作联系点,这些联系点主要在基层。
我们通过联系点了解基层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有关情况。
同时,每月我们依托一个专委会举办专题座谈会,去年共举办了9次专题座谈会。
通过专题座谈会,形成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以及形成社情民意信息向中央进行反映。
这个专题座谈会,是效仿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的做法,我们还会邀请各部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和致公党以外的专家共同参与。
这个专题座谈会,也可以也可以提升我们机关干部的自身能力。
(主持人:杨丽娜 视频记者:关萌 视频剪辑:实习生郭冰玉)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12月8日电 12月5日至7日,中央统战部在北京举办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部分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省级知联会和新联会负责人等共120人参加了研讨班。
研讨班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系统学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专题讲座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研讨。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参加研讨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十九大的重大意义,更加准确地把握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义,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本质,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奋斗方向,增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性。
大家表示,党的十九大为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功立业提供了大好机遇,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主动加强学习,提升能力素质,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多做贡献。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12月15日电 12月11日至14日,中央统战部、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律师行业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外律师代表人士共75人参加了研讨班。
研讨班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系统学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创新等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专题讲座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研讨。
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学习,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十九大的重大意义,更加准确地把握了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义,更加深刻地领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奋斗方向,增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性。
大家表示,党的十九大更加鲜明地宣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为广大律师建功立业提供了大好机遇,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主动加强学习,提升能力素质,充分发挥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的作用,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研讨班举办期间,还召开了全国第二批律师服务团工作总结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了4年来服务团对口帮扶全国96个县(市、区、旗)的成绩,评选表彰了作出突出贡献的90名优秀团员,对进一步完善服务团工作目标任务、运行机制、方式方法进行了研究部署。
各省(区、市)党委统战部、司法厅(局)、律师协会有关负责人和服务团成员共170人参加了会议。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路上Who:我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是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四类人: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因为啥?(1)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中国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作为我国参政议政的主体之一,民主党派在每年全国两会上都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集中建言献策,而各民主党派中央提案是他们发声的重要载体。
通过提案,各民主党派发挥各自所长,紧扣时代“大脉搏”,为国家发展献计出力。
  人民网·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独家呈现各民主党派中央拟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提案,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年民主党派提案的新亮点。
听取“茶祥子”制茶坊主人蒋维明、博爱新村豆花庄老板杨云刚深情讲述总书记如家人般温暖的关怀关心后,民革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心情十分激动,“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务实作风、为民情怀,使我的思想再次得到洗礼、作风再次得到锤炼、信心再次得到鼓舞。
”他强调,四川民革将精心筹划、精准调研,努力形成一批谋全局、站位高、质量优的参政议政成果,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献计出力。
郫都区战旗村,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并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在这里,大家听取了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讲述了总书记和群众心手相牵的一个个生动细节。
“总书记走到哪里,总是心系群众,倾听群众心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也都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总书记的领导。
”民进省委会主委张雨东表示,四川民进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与党同心同德、同舟共进,发挥特色优势,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做出新贡献。
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是全国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惦记这里的群众,春节前夕深入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看望贫困群众。
追寻总书记的足迹,大家来到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和解放乡火普村,走访慰问了贫困户吉好也求、节列俄阿木、吉地尔子,走进土坯房,围坐在火塘边听取群众讲述总书记看望慰问的动人细节。
“总书记在我家里察看院子里的鸡笼、猪舍;掀开床褥、摸摸被子,看看够不够厚实;看见挂在房梁上的腊肉,询问家人的吃穿怎么样。
”吉好也求用朴实的语言述说总书记的关怀关爱,激动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深深的感染着大家。
“山高路远,千里迢迢,习近平总书记却依然在新春来临之际探望慰问凉山的老百姓,无不体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时时的关注着贫困地区的老百姓。
”致公党省委会副主委肖剑书表示,致公党四川省委会将发挥优势,动员多方力量关心支持凉山脱贫攻坚。
彝族老阿妈节列俄阿木讲述的一个细节让民建省委会副主委王元勇特别触动,“她送别总书记离开时,就像嘱咐亲人一样跟总书记说,‘您是我们的依靠,请一定保重身体’。
非常朴实的话语,却真切体现了老百姓对总书记的爱戴。
”王元勇说,“民建省委会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记多党合作初心,为奋力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作贡献。
”实地感受到群众对总书记的深情,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沈光明非常感慨,“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深体会到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将发挥优势,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全力助推凉山州打赢脱贫攻坚战。
”“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深切感受到总书记的深情厚爱。
”无党派人士代表何天谷也激情澎湃,“我们无党派人士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治蜀兴川事业再上新台阶贡献智慧力量。
”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
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一起,他们纷纷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主张,痛斥和回击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鄂、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严正指出:“养痈遗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
人民民主专政绝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过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
”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
”1949年1月22日,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确是快要土崩瓦解了”,“乃改变花样”,他们的反动目的,“一面,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酝酿反对派组织,希望阻止或缓和革命的步骤;一面,则唆使南京反动集团发动和平攻势,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
”因此,“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和调和之可能”,“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在我们人民民主阵线内,更必须提高我们的警惕,整肃我们的阵容,齐一我们的步伐”,“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
”他们针对那些动摇者指出,“在少数人的气质中也尽有这样的弱点存在,以协调为上德,以姑息为宽仁,在苟且偷安的本质上披拂着悲天悯人的外表,这就是敌人施行和平攻势的最后心理根据,也就是敌人最大的奥援。
我们为摧毁残敌,这最后的奥援也是应该连根铲去的。
”同时,他们又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之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949年1月27日,民革在东北解放区沈阳单独发表《对时局声明》,指出:“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可姑息养奸,致重蹈辛亥革命失败之覆辙”;“没有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而又包容有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和平,是伪装的和平,反民主的和平,不彻底的和平!”所以,“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目标的贯彻,又是完全独立与彻底民主实现的前提”;“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国民党反动集团“要求与中共进行和谈,装出十足欺骗人民的姿态,都是在美帝指使之下的反革命阴谋的公开表演”;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
1月10日,民盟发表《申斥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指出,蒋介石的“一连串的和平攻势,即所谓‘以和养战’的政策”的反动目的是“企图利用这个和平攻势来和缓人民武装的进攻,和缓蒋区人民的怨愤,借以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新组织反动的武装力量,以延长战争的祸害”。
国民党是人民公敌,迫害民主同盟的祸首,“因此我们和他们中间绝无‘和平’谈判的可能。
他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及早放下武器,迅速无条件投降”。
申明“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所需要的是永久真正的和平,而不是和反动派妥协的和平,事实上是延长战祸的和平”。
1月20日、21日,民盟又连续发表《响应毛泽东主席八项和谈主张》和《对和平的态度》,坚决支持中共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和平阴谋。
指出,我们一向主张“彻底的和平,民主的和平,具体地说,也就是以今天毛先生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
”1月22日,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其中就有民建领导人章乃器、孙起孟。
他们一致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和平”阴谋。
1月22日,民进发表宣言,着重指出了美蒋和平攻势的毒计,“是想把伪民主革命分子混入我们阵营里做捣乱和破坏的工作”。
因此,民主势力必须在反对三大敌人的目标下,“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决不使我们阵营里有一个反动分子可以立脚,给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或是想象中间路线的口号和主张。
”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在解放区致电上海、北平、香港诸会员,通报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民进对于“和平”的态度,指示各地会员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并指出:“吾人须知,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
盖反革命即反民主。
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划界,绝无调和之可能。
”1月25日,农工党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毛泽东先生1月14日的《时局声明》严正地揭破了蒋介石等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建议”,“代表了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一致的要求,唯有这八项条件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
“毛先生的号召,也即是今天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共同的任务。
”1月28日,致公党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宣言,指出“现时蒋介石战犯集团,土崩瓦解,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
此种愚妄阴谋,不攻自破。
唯中国历次革命,对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大任务,未能彻底执行,致国家乃沦于半殖民地地位。
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的和平。
”九三学社许德珩1月26日发表对全面和平的意见,指出:“基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以及豪门资本的种种势力,造成多年来全国人民遭受压迫的反动统治,这些势力一日不彻底清除,真正的和平就一日不能实现,民主进步的中国也无以建立。
”台盟于1月17日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完全同意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同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的任何一项都不得缺少,也不许作任何的妥协或让步。
反动派正在装模作样地号叫和平,这完全是欺骗的苦肉计。
”各民主党派对毛泽东声明的一致热烈响应和拥护,昭示了各民主党派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彻底揭穿美帝和国民党政府“和平阴谋”,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为共同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来源:统战新语
培训“亮点”时机好。
党的十九大召开不久,新一届全国“两会”第一次会议刚刚闭幕,正值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
层次高。
49名学员中,有全国人大代表32人,全国政协委员10人,省级政协常委1人,省级政协委员6人。
专业强。
每位学员都是所在领域的精英,专业能力非常强。
有“专家型”的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有知名的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拍卖师,有从事自由职业的书画“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等。
覆盖广。
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覆盖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真正是五湖四海齐相聚。
内容“干货”9场专题讲座。
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政策、宪法修正案专题辅导、宏观经济形势、“一带一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参政议政能力等丰富课程。
授课老师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名师,知识渊博、涵养深厚,课堂上掌声不断。
3场互动交流。
专题教学之余,还安排了分组讨论、学员论坛。
学员们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等内容进行了认真学习和深入研讨。
论坛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为主题,学员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和生活经历,打开心扉,畅谈体会。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系列纪念活动,重温多党合作历史,弘扬优良传统。
浙江民盟决定把五月作为纪念主题月,开展研讨会、“见证·初心”经典诵读等系列纪念活动。
纪念是为了回望历史。
翻开民盟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破裂,民盟坚持“民主、抗日、团结”的政治主张,自觉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44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6年1月,在参加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亲密配合,力促和谈成功。
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民盟民主人士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李公仆、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相继倒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
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热烈拥护,通电响应,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民盟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携手奋斗。
这个合作之初心一直矢志不渝、坚定不移。
纪念是为了珍视现在。
“五一口号”的发布奏响了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拉开了多党合作事业的序幕,预示着一种全新政党制度的诞生。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应对各种困难和考验,取得了一个个伟大的胜利。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也取得长足发展。
中共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政党协商深入开展,成效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各民主党派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围绕中心工作和民生议题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效果显著。
开展脱贫攻坚等专项民主监督,民主监督创新发展。
许多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实职和人大、政协职务,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优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纪念是为了走向未来。
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明确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实现宏伟目标需要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民盟理应与中国共产党共襄伟业,成为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我国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
特别是在参加今年全国政协联组会时,他首次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从“三个维度”深刻阐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
希望各民主党派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帮手、好参谋、好同事”。
我们要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三大攻坚战,紧扣高质量发展,找准切入点、着力点,积极建言献策,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更加广阔。
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为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做出新贡献!(作者系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来源:统战新语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北京3月22日电 (记者闫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接受了人民网独家访谈。
访谈内容如下:主持人:一直以来,台盟各级组织高度重视参政议政工作,今年提交的提案来源广泛、注重质量、特色鲜明,既关注了社会热点重点议题,又体现了“台”字特色,请您介绍今年两会台盟中央的提案情况,有哪些重点提案和发言?李钺锋:台盟中央对全国两会非常重视,对提案工作,我们提早谋划、精心准备,力求做到提案紧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又能进一步彰显台盟的参政履职特色。
在台盟中央参政议政五年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全盟各地方组织、各专委会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围绕国家工作大局和两岸关系发展大势,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供了230余份提案素材。
我们经过整理提炼、反复甄选,确定大会口头发言1件、书面发言2件,党派提案27件。
台盟是由定居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组成的参政党,要做好台胞的民心工作,我们就台盟连续多年关注的进一步促进台胞在大陆就业创业、加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等工作提出了建议。
比如,加强两岸婚姻家庭服务工作等,都是台胞非常关注的议题,也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
结合两岸民众普遍关注关心的问题,我们以《加强两岸人才交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为题做了大会发言,为有意愿来祖国大陆发展的台湾人才向台当局呼吁,为他们在大陆更好发展提出建议,进一步发挥好联结两岸同胞亲情、乡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主持人:民主党派年度大调研备受社会关注,请您介绍台盟中央的调研情况。
李钺锋:在众多参政议政任务之中,课题调研是基础性的工作,政党协商、党派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重要成果都是在调研基础上提炼转化而成。
台盟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年度调研工作,我们很早就着手制定了《参政议政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和两岸关系发展大势精耕细作,着力提高课题调研质量,促进了台盟参政履职整体水平的提升。
台盟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年度调研工作。
大调研也是台盟中央和地方组织合作的一种方式,我们把资源整合起来,台盟中央和各个省市地方组织,上下联动,横向联合,同时,各自发挥优势。
大调研的主要内容,每年不一样。
我们先后围绕台湾农民创业园健康发展、台资参与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等国家发展和两岸交往重大问题开展了党派大调研,凸显了服务大局、两岸视角的党派特色。
今年的大调研,主要的就是关于农村经济组织发展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关注的“三农”问题之一。
我们将重点放在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上。
主持人: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
请您介绍台盟中央在参政议政方面的最新工作。
李钺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我们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台盟十大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参政议政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落实这些目标和任务,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切实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台盟有光荣的历史传统,我们台盟前辈亲身参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见证和参与了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在新中国的发轫。
展望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提高“四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职责,做好参政议政工作,树立大局观念,提升自身素质,真正深入实际,认真思考,负责任地提出建议,为发展协商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主持人:今年台盟中央有哪些重点工作李钺锋:一是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
作为参政党,台盟将紧扣当前国家发展大局,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应对挑战,共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切实加强参政议政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提高全盟参政议政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非常注重激发广大盟员特别是青年盟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以参政履职为平台,广泛凝聚青年盟员,支持他们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切实增强青年盟员的参政党意识。
例如,我们2016年以来创设了“协商议政论坛”,结合“精准扶贫”、“实体经济”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重点调研课题,已经连续开展了四次论坛活动。
这个论坛可以说是青年盟员和盟务干部锻炼能力、切磋技艺的“练兵场”,反响很不错。
主持人:台盟中央对今年的参政议政的工作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李钺锋:我们今年的主要工作,还是突出“一盘棋”,一盘棋”就是说要发挥全盟整体优势,调动全盟履职热情,加强台盟中央和地方组织之间,专委会和地方组织之间,各地方组织之间,盟内盟外之间的统筹协作,一个调研主题带动全盟参与调研,一套调研成果台盟中央和地方组织分层转化共享。
另外,是拧成“一股绳”。
“一股绳”就是说要通过参政议政这条主线牵引,发挥全盟工作的整体效应。
我们积极探索将参政议政与对台联络、社会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在参政履职平台上提的建议、出的主意都要来自对台联络的一线,来自脱贫攻坚、社会民生的前沿,更好地彰显台盟参政议政的政治性、务实性,突出“台”字特色和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民主党派提出了殷切期望,使我们倍受激励和鼓舞。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找准履职切入点,服务大局,求实创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主持人:杨丽娜视频记者:实习生王百一视频剪辑:实习生郭冰玉)相关阅读:
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右)和民主人士接待站(左)1948年9月,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上海局的电文中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
“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
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当时考虑召开的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拟由30个单位,每单位6人,共180人参加,然后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新中国。
为此,中央还不惜本钱,在东柏坡建立起了当时中央机关最大的房子——政协礼堂,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使新政协最终在北平举行。
1948年5月2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
电文明确: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会议的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为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的人民团体。
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间拟在今年秋季。
为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要他们收到电文后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范围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9月20日,周恩来又亲自拟定了包括中共中央5月2日电文名单在内的港沪和长江以南各位民主人士的77人名单、平津各位民主人士的24人名单,并分别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华北局、华北城工委,征询对名单的意见。
11月5日,周恩来又致电香港分局,责成分局和钱之光等在12月内将尚在香港和上海的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炯伯、陈嘉庚等准备参加政协的几十名各方面代表护送到解放区,并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进行周密布置。
12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潘汉年、钱之光,明确:在香港列名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新政协,并希望即分别与民革、救国会、第三党(即农工党)及致公党接洽,推出代表,并设法护送他们到解放区来。
为作好民主人士的护送工作,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负责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
钱之光长期在国统区的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工作,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
早在1947年夏天,他就奉周恩来之命去大连,建立了中华贸易公司,租用外国船只,以贩运物资为掩护,往来于大连、香港之间,开辟通途。
接电后,钱之光即刻衔命南赴香港。
当时,随同钱之光赴港的还有杨琳、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
8月9日,周恩来又致电方方并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
”随后,方方、潘汉年等和赶到香港的钱之光开始着手进行紧张而又有序的准备工作。
很快,一个以潘汉年、许涤新、饶彰风、夏衍、乔冠华等为主要成员的专门小组成立,其中潘汉年、许涤新负责筹集经费(主要用于租船),夏衍、乔冠华分管联络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饶彰风则带领杨奇、杜宣、赵枫、陈紫秋等负责具体事宜,并设立了专门电台随时与中共中央、大连方面保持直接联系。
同时还把设在香港的“联合公司”改组扩大为“华润贸易公司”,钱之光任董事长,以更好地掩护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
“华”即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毛泽东字润之的润,代表中共。
当时,香港的政治气候已日益恶化,中共在港活动不时受到港英当局的骚扰和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
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陆上交通极不安全;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这又要冒着港英政府阻挠、破坏和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的风险。
因此,要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顺利到达解放区,任务十分艰巨。
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亲自策划北上路线、安排交通工具及护送人员,并曾设想开辟从香港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国际路线,但因港英政府的阻挠而未能在短时间内打通。
最后,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决定租用外国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周恩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护送过程中的安全。
1948年8月30日,周恩来获知中共香港分局的首批接送工作已准备就绪,遂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致电钱之光,提醒“须注意绝对保密”。
一周后的9月7日,周恩来获知冯玉祥将军乘苏联客轮由美归国途中于9月1日在黑海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即刻致电潘汉年并中共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
“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就拟议中的宋庆龄由上海经香港北上事,周恩来也曾专门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
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
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为切实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人遵照周恩来的要求,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
他们还对如何分批行动,每次租哪个国家的船,上船经过哪条路线以及沿途由谁护送等,都作了严密而巧妙的安排。
据钱之光后来回忆:“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们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
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
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也做了调查了解,熟悉经过地段的情况,还事先约好从哪条路走,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等。
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我还另派工作同志随船护送。
”“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我们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等来决定的。
”“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动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人同船,各走各的路。
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
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
”上船后,还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
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装,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
大家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安全工作,才保证了护送工作的顺利进行。
(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主编:朱维群)来源:统战新语
4月26日,宁夏统一战线“助力脱贫攻坚”暨“百企帮百村”行动推进会在同心县举行。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尚成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脱贫攻坚重要战略思想,切实增强统一战线助力脱贫攻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开展“助力脱贫攻坚”和“百企帮百村”行动,帮助贫困群众与全区人民一道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脱贫攻坚的新部署、新要求,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要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突出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聚焦扶贫对象、精准施策、民生改善、就业创业和民主监督,强化组织领导,扛起责任担当,确保助力脱贫攻坚行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在决战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做出统一战线应有的贡献。
会议表彰了2017年“助力脱贫攻坚”暨“百企帮百村”行动先进单位,向参与2018年“助力脱贫攻坚”暨“百企帮百村”行动的31家民营企业、商协会授牌并组织签订了村企结对帮扶计划书。
会前,与会代表观摩了同心县河西镇同德村、旱天岭村、同心县扶贫产业园的5个扶贫项目点。
(记者王刚)
近日,九三学社青岛市委“同心九三行”系列活动启动暨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启用仪式在莱西市实验小学举行。
活动中,来自社内的40余位海洋、教育、科技和卫生领域的专家,同时为该校10个班级的学生进行科普知识宣讲,带来了一场知识盛宴。
“从去年开始,九三学社青岛市委以10个专委会为主力军,促进专委会与21个基层组织联合,发挥社内专家的特长与奉献社会的意愿,着力打造‘同心九三行’社会服务品牌。
”九三学社驻会副主委于鹏介绍说:“市委会机关做好品牌设计,积极搭建平台,建立长效机制,务求工作实效,为把青岛建设得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时尚美丽、更加独具魅力,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贡献青岛九三人的力量。
”(代桂云夏洪雁)
甘肃省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4月26日在兰州召开。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以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记多党合作历史,不忘多党合作初心,不断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提高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最大限度凝聚全省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陈青,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嘉毅出席座谈会。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主持座谈会。
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尚勋武,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民革省委会、民盟省委会、民建省委会、九三学社省委会、省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分别发言,畅谈了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经验和体会,高度评价了“五一口号”的意义和影响,表达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反映了投身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事业的强烈愿望。
林铎在讲话中指出,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是永载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篇章。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大团结、大联合,风雨同舟,携手前行,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林铎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政治责任和重大任务。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和侨联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矢志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毫不动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大限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
林铎强调,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省委决策部署,重学习、知大局,讲实效、善调研,聚众智、多建言,盯重点、敢监督,牵好线、助发展,扬正气、促和谐,对准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治理修复、保障改善民生、全面深化改革、融入“一带一路”等领域和任务,献计出力,扎实工作,齐心协力实现既定奋斗目标。
林铎强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多党合作的参与者,自身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多党合作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要把牢思想建设这个统领,夯实组织建设这个基础,强化制度建设这个保障,突出作风建设这个重点,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努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座谈会前,林铎、欧阳坚等省领导走访慰问了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省工商联机关,亲切看望广大干部职工,仔细了解工作情况。
林铎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和省工商联的工作,勉励他们聚焦全省中心和大局,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扎实履行各项职能,勠力同心,团结奋斗,不断把全省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记者徐爱龙)
近日,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主委姚爱兴就银川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利用情况率队调研。
调研组走访了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及宁园文化特色街区、金凤区银新铁路专线、西夏区长城机床厂、将军楼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
“我区目前有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银川市,1个历史文化名村———中卫市沙坡头区南长滩村,一城一村都有先天不足、后天努力不够、存在问题不少的情况。
”姚爱兴指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是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光辉历程的记忆和载体。
我们一定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带着深厚感情做好这项工作。
调研组认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涉及单位较多,首先要理顺体制,明确责任,才能在建设规划上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调研组建议,加强法治建设,不断提高依法保护意识。
规划要处理好历史风貌和内涵、文物单体和整体环境、质量和细节的关系。
做好挖掘和宣传工作,讲好银川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故事,以史感化人、以史教育人。
建立激励和倒逼机制,在人财物等方面加大投入。
同时,对限期不达标的相关责任单位应约谈、警告或摘牌。
(范文杰童文胜)
4月19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汀州医院迎来了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是民盟福建省委“闽盟守护天使工程”捐赠西门子Aptio自动化检验流水线的考察组。
“闽盟守护天使工程”是由民盟福建省委与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天使系列医疗帮扶活动,是民盟福建省委开展“医疗精准扶贫”工作的新探索。
活动通过捐赠医疗设备等方式来提高县级医院的医疗技术和诊断水平,助力县级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如何进一步助力医疗精准扶贫?视察组认为,目前很多县级医院尽管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医疗设备仍十分紧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疗水平的提升,建议有效利用医疗设备,助力医疗精准扶贫。
(王惠兵)
4月25日,由民革重庆市委、中共渝中区委统战部、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七十周年暨民革成立七十周年书画展”在王琦美术博物馆举行。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的发布,得到了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崭新篇章。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151件(组)书画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
其中,不仅有民革书画家近年的新作,也汇集晏济元、江友樵、朱宣咸等已故书画名家的作品。
展览将展出至5月27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李惠东,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静,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重庆市委主委王新强等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见习记者赵迎昭)
4月24日,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展示民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的新时代新面貌,民建河南省委举办“春天的礼赞”诗歌朗诵活动,向“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献礼。
民建河南省委主委龚立群出席活动并讲话。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19组选手以诗为载体,从厚重的历史记忆中体味情怀、汲取力量,充分体现了7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多党合作的发展成果,抒发了民建会员爱国、爱党、爱会的崇高情怀。
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五一口号”深刻的历史意义,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中原大地上贡献智慧和力量。
(记者李点)
4月25日,省委统战部组织省直统战系统各单位集中学习宪法和监察法,并参观辽宁省反腐倡廉展览馆。
活动邀请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教授作专题学习辅导,对宪法和监察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分析了贯彻实施宪法和监察法的重大意义,阐述了这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依法履职的法规要求。
会后组织参会人员到辽宁反腐倡廉展览馆,接受廉政教育。
这次教育活动对增强省直统战系统机关干部学法、知法、守法、尊法意识,引导统战系统各单位依法履职,提高廉政建设水平,树立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省领导杨关林、李晓安、武献华出席活动,各民主党派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和省直统战系统全体党员参加活动。
(记者徐铁英)
4月25日,省侨联召开九届四次全委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国侨联九届六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辽宁省侨联全委会工作报告,研究部署今年重点工作。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继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目前,我省海内外侨胞和国内归侨侨眷共有200余万人,侨资企业2万多家,侨联组织300多个。
2017年全省侨联充分发挥工作职能,积极主动作为,凝聚侨界力量,突出重点品牌,服务侨资侨企,调动全省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积极性,为振兴发展作出贡献。
会议指出,2018年,全省各级侨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侨联组织的自身优势和独特作用,继续深化侨联改革,着力抓好“同心、改革、阵地、项目、文化”五方面工作,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团结引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积极投身辽宁经济社会建设。
(记者徐铁英)
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4月24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徐广国带领我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李家庄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李青山参加。
大家先后到西柏坡纪念馆、中央统战部办公旧址进行现场学习,回顾中共中央指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光辉历程,重温老一辈中共领导人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感人事迹。
徐广国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始终坚持传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多党合作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坚定不移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要始终坚持“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围绕我省“三大目标定位”和打好“三大攻坚战”,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山西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邓伟强)
4月25日,我省召开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座谈会。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继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掀开了新篇章。
纪念“五一口号”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会议强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推动思想共识有新提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推动履职尽责有新作为,围绕加快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打好“三大攻坚战”,积极建言献策,发挥独特优势作用;要推动多党合作有新气象,认真落实省委年度政党协商计划,落实各民主党派省委直接向中共辽宁省委提出意见建议的“直通车”制度;要推动自身建设有新面貌,巩固和深化换届成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履职尽责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
会上,民革省委主委温雪琼、民盟省委主委李晓安、民建省委主委武献华、民进省委主委姜军、农工党省委主委杨关林、致公党省委主委王大鸣、九三学社省委专职副主委唱贺奇、台盟省委主委胡军、无党派人士代表潘元松作了交流发言。
(记者徐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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